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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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全文

《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全文

2022(3): 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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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大变局时代新文科的价值审视与实践逻辑——哲学视野的诠释（孙周兴，陈少明，张任之，王俊，朱承，张曦，王正）

2022(3):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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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世界文明秩序的冲突和重组，中国应开拓什么样的文明新形态？面对中国社会的迅猛变化，我们应如何关切社会精神生活、开启新的时代之思？作为反思之学，哲学必定要在这些问题上担负起重大责任。如何更好地把脉时代的精神状况，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是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哲学学科面临的重要课题。为进一步把握新文科建设与发展的总体方向，探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未来转型，《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分别邀请史学、哲学、文学学科的学者，策划了系列圆桌笔谈“大变局下的新文科”。第一组笔谈主题为“大变局时代的新文科战略考量——历史学视野的审视与思考”，刊发于2021年第10期，本期刊发第二组笔谈，主要聚焦哲学的视角，集合了哲学学者对新文科建设的思考。

孙周兴教授认为，人类技术工程与艺术人文学这两门“关于人的科学”将型构未来人类文化新格局，而人文科学也应该有所更新、有所改造。新文科改革不仅要跨学科，更要增加新学科，要建设适应时代发展的艺术人文学，来抵抗技术工业同质化和普遍化的危险趋势。陈少明教授指出，应突出人文学科对人的陶冶功能，在因技术的发展而导致人对物质资料的支配能力空前强大的时代，强化或改进精神力量的参与，让未来世界更具精神品位，更能契合人性的要求，是哲学的时代使命。张任之教授指出，哲学之变革的根本在于捍卫常识、启蒙心性。捍卫常识意味着当今的哲学需要重返、直面生活世界并且得到更为整全的理解，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止于常识，而是要启蒙心性。王俊教授呼吁当代哲学研究应当实现三个维度上的空间变革：突破学科建制的空间，实现哲学的跨学科发展；突破学院和大学的空间，实现哲学与生活世界和时代境遇的重新融合；突破固有的文化和地理空间，实现哲学的多元化拓展和跨文化的思想交流。朱承教授认为，公共精神是社会价值领域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新文科在培育公共精神、创建良好公共生活方面应发挥积极作用，就时下正在变迁的公共生活而言，公共性的情怀、公共理性以及必要的知识与能力等因素对于塑造良好公共精神尤为必要。张曦教授结合自己的学科实践提出，开展“新文科”建设不能搞“用科技的新瓶装知识的旧酒”，而要特别注重立足重大历史转折期中出现的时空新变化，在学科内部及时自觉地催化出新问题意识和新知识产出模式。王正副编审将考察的视角转向县域民众，从而提出新文科建设及新人文精神构建的重要方向在于要能为民众的生活赋予人文意义与提供建设性的良好生活形式，否则将无以生成自身的学科价值与普遍化意义。
——主持人　张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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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开拓面向技术人类文明的艺术人文学

孙周兴

2022(3):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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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精神哲学何以书写时代精神

陈少明

2022(3):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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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捍卫常识”:变革时代哲学的底线

张任之

2022(3):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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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新文科视野下当代哲学研究的三维空间变革

王俊

2022(3):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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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公共精神培育：新文科的天然使命

朱承

2022(3):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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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构建更人文的哲学伦理学——兼议新文科对学科中心问题的重塑

张曦

2022(3):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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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新文科的实践导向性与平民性

王正

2022(3):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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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超越“资本至上陷阱”和“福利过度陷阱”

吴忠民

2022(3): 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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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化建设而言，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分别具有不同的积极功能。但是，在种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之下，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如若按照其各自的“本性”而自然演化的话，就必然会分别催生出“资本至上陷阱”和“福利过度陷阱”两种有害的情形。“资本至上陷阱”主要表现为：资本高于一切；基本否定了再分配领域的极端重要性；忽略了非经济领域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其危害表现在：严重地损害大多数人正当的切身利益；严重地破坏生产力；严重地毁坏自然生态环境；严重地损害社会的团结和安全。“福利过度陷阱”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的分离；相对看重社会的再分配，而相对看轻社会的初次分配；相对重视社会福利，而相对轻视经济发展。其严重危害表现在：减弱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削弱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造成“平等权利过度”的社会不公现象；催生出一个具有广泛民众性基础的既得利益群体；矫正福利过度现象的难度甚至要大于矫正资本至上现象的难度。显然，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两者保持一种协调推进的状态，使两者之间的张力转换成一种强劲的现代化内生动力，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得以有效、健康、持续推进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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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重识中国与世界（三十七）｜西方国家移民的政治效应——一项基于演绎方法的分析

包刚升

2022(3): 4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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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总体上转向了更加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但这种转向带来了某些出乎意料的政治后果。这种移民政策的转向跟西方发达国家主流认知的改变有关，而他们的主流认知又基于跟移民问题有关的三个理论预设——个人主义方法论、西方文明同化论和政治秩序制度论。但问题是，这三个理论预设跟西方社会移民问题的真实情境有着较大的偏差。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决定了移民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冲击呢？移民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冲击可以由一个包括移民率、同化率、移民与主导族裔异质性程度、主导族裔出生率与移民群体出生率等关键参数在内的函数模型来衡量。由这一函数模型可以推导出，如果西方发达国家要降低移民带来的政治冲击，可能的政策选择包括降低移民率、提高同化率、控制异质性程度高的移民群体数量、鼓励主导族裔的出生率以及改变客观上鼓励少数族裔高出生率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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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非虚构写作与中国记忆——文学与历史学跨学科对话（孙江，南帆，洪治纲，吴义勤，陶东风，姚大力，李孝迁，孙竞昊，孟钟捷，梁鸿，陈福民，杨庆祥，王笛，郭洪雷，王晓葵，徐兆正）

2022(3): 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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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的非虚构写作领域力作频出。非虚构这一形式为捕捉时代之风提供了丰富可能，同时天然地包含着跨学科特征。为此，《探索与争鸣》组织了以“非虚构写作与非虚构中国”为主题的跨学科系列论坛。首场论坛基于文学与社会学跨学科对话，相关成果刊发于2021年第8期。2021年9月25日，本刊与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共同举办第二场论坛，主题为“非虚构写作与中国记忆——文学与历史学跨学科对话”。聚焦非虚构写作的话语与意义、历史与叙事、记忆与真实等维度，与会的文学和史学学者展开了深度交流。现将专家观点与现场讨论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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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房地产税能否提升地方治理能力

颜昌武, 侯一麟

2022(3): 1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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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征房地产税是一项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系统工程。房地产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并非只是补充地方税源不足的渠道，也不是抑制高房价的权宜之计，而是推动和促进我国更深层次改革的治理工具。房地产税承载着调整和完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等关系的使命。房地产税作为地方辖区居民投入和受益的链接纽带，其征收和使用能够促使地方政府更负责、更有效率地提供公共服务，也有利于培育具有公共精神的现代公民。要使房地产税顺利开征，首先要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层面做好顶层设计，稳定宏观税负，最大限度地保障纳税人权益，最大限度地规范政府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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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数字时代粉丝文艺批评的“新感受力”与价值反思——兼与李雷教授商榷

钱烨夫, 徐剑

2022(3): 1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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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贴近文本的沉浸式阅读方式使其在情感近距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本体验、审美与批评能力，即苏珊·桑塔格所说的“新感受力”。“新感受力”既是粉丝对于文本的体验和批评方式，也是粉丝自身身份的一种文化表征，它使得粉丝文艺批评摆脱了学院派批评基于理论的阐释方式，并强调个体的感性认识在批评中的重要性。数字时代媒介环境的变迁和文艺批评的空间转向进一步凸显了“新感受力”批评的价值，并呼唤新数字批评理性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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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文明

互联互通与平台治理｜平台互联互通义务及其实现

焦海涛

2022(3): 11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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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解决平台封禁问题的现实考虑，我国监管机构对互联网平台提出了互联互通的要求。在《反垄断法》中，互联互通体现为平台互操作性，它是解决封禁问题的基本路径，也有助于降低数字经济中网络效应可能造成的市场进入壁垒，促进平台领域的竞争。在传统反垄断制度中，拒绝互联互通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的拒绝交易行为。不过，拒绝交易的认定以双方存在交易关系为前提，且受到反垄断法一系列严格条件的约束。基于此，欧美国家和地区尝试引入一种新型的事前监管工具，即另行颁布新法，将互联互通确立为大型互联网平台的法定义务。事前监管工具的好处是确定性强，避免了传统反垄断法分析方法不适应平台经济的发展，也能与事后处罚相结合，形成对数字平台的全链条监管。事前监管工具需要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部门的共同推进，并在监管部门主导下通过相应的技术与程序设计确保互联互通义务的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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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文明

互联互通与平台治理｜走出平台治理迷思：管制与反垄断的良性互动

王磊

2022(3): 129-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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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数字平台具有公共性，是一类新型的公共设施。平台对用户、平台内经营者、竞争对手存在事实上的支配力，且这种市场力量与竞争优势容易被滥用。对于大型数字平台，我国早期奉行形式治理理念，当下这一理念亟待转型，应从形式治理迈向实质治理。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垄断的治理不应局限于适用《反垄断法》，管制与反垄断的良性互动是践行实质治理理念的最佳范式选择。就事前与事中管制而言，行业管制部门应当以开放义务为中心创设管制规则，原则上要求大型数字平台公平、公正对外开放。就事后反垄断而言，可在《反垄断法》总则部分专设平台反垄断条款以强化反垄断执法与司法效能。以实质治理理念为指引，以管制与反垄断为两维，规训平台从私益性向公共性回归，有助于重塑数字市场的自由竞争格局，提升数字市场的创新活力与数据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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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明

新发展格局中的就业新趋势与结构性就业对策

潘英丽

2022(3): 14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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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中国最大的民生和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当前，我国主要面临当期低端劳动力过剩与高端劳动力稀缺、代际少子老龄化两类就业结构矛盾。尤其是当期结构矛盾减少了缴纳养老金的在职人数，加剧了代际结构矛盾。因此，缓解这两类就业矛盾要从改善当期劳动力结构入手。一方面，建议政府调整政策导向：将就业置于宏观目标首位；强化技能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以优惠政策促进劳动密集型消费服务业发展和劳动互补型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另一方面，建议实施结构性就业政策：促进技能培训和劳务派遣相结合的现代消费服务公司发展，加快部分亏损国企集团内产业和就业转移、激励一些公务员下海创业，实现平稳有序、有组织的产业间就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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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明

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从贫困治理走向共同富裕

王小林, 谢妮芸

2022(3): 14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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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我国贫困治理的一项特有制度安排。东西部协作制度源自对口支援政治制度的建立，在财政体制和人才交流、技术转移机制的形成中不断演进，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特征:从最初的政府主导演化为脱贫攻坚期的强政府、强市场和强社会治理结构，形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责任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东西部地方政府间的援助协作机制、政府与市场主体间的政企协作机制、地方政府与社会间的社会动员机制。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在坚持东西部协作强政府、强市场和强社会治理结构的基础上，治理目标应由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转向缩小区域城乡差距和群体差距；考核评价应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实现共同富裕的东西部经济协调协同、要素有序流动、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态环境治理；协作机制应强化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倡导“企业共同富裕价值投资”，同时加强三次分配，鼓励公益创投和数字化公益平台创新，动员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参与东西部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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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数字游戏与现实世界：冲击、对话与未来｜从生命政治到游戏政治——云安全时代游戏范式的基本形态

姜宇辉

2022(3): 16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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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政治学是一个颇为晚近的前沿动向，它关注游戏之中的控制和反制的关系，并尝试通过反玩等极端的策略来对抗代码和算法的控制。但这个思路包含着明显的理论症结。一方面，它停留于以战争机器为原型的生命政治的框架之中；另一方面，它仍然深陷于德勒兹式的生成本体论的套路之中，而忽视了主体性这个关键的问题。经由福柯晚期的思想演变，我们首先着力围绕从权力到治理、从战争机器到经济游戏这条主线对上述思路进行批判性反思，进而聚焦于安全治理这个关键词，对电子游戏的当下困境进行深刻揭示，从而发现“安全—经济—真理”的三位一体以及“规则—主体—未来”的三重预制，正是云安全时代游戏范式的基本形态，但也同样是游戏政治学亟待去批判和突破的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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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数字游戏与现实世界：冲击、对话与未来｜从“王者荣耀”到“绝地求生”：“大逃杀”游戏与内卷社会的伦理学

车致新

2022(3): 17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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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杀”游戏的崛起是近年来网络游戏领域最令人关注的变化。无论是2015年发售的末日生存游戏《H1Z1》，还是2017年起风靡世界的《绝地求生》以及此后的《堡垒之夜》与《Apex英雄》，一系列以“大逃杀”为基本规则的网络游戏的持续流行，不仅意味着游戏产业内部的范式变革，更折射出我们所处的“内卷化”时代的精神状况——在被全球疫情所凸显的新自由主义社会语境下，“大逃杀”游戏以延长个体生存时间为目标的伦理学替换了传统竞技类游戏中以追求集体胜利为目标的政治学，从而为现实与虚拟世界中的“玩家”提供了一种必须不断进行“自我剥削”以避免被淘汰的意识形态幻象。即便玩家们在寻找彼此连接、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这种重新集结的历史动能也在很大程度上被“逆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话语所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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