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哲学为背景，行动与做“事”相互关联，两者都是人存在于世的基本方式，都需要规范的引导：没有规范的制约，行动和做“事”的过程往往会趋向盲目性、自发性，而行动本身也容易呈现负面性质。规范主要表现为当然，在理论上，当然与实然、必然彼此相关，但不能将当然等同于必然，一旦否定两者的差异，规范就容易衍化为强制性的原则。规范本身具有两重形态：作为目的的规范主要确定行动的方向，它制约着行为过程向何种目标发展；作为手段的规范则关涉以什么样的方式、途径、程序去实现行为的目的或达到行为的目标。作为目的性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范围古今中西而进退之”的性质。一方面，这一原则吸纳了仁道、“礼”等传统的规范系统；另一方面，它又涵盖了近代以来启蒙思想所提出的民主、自由观念，并将之融合于自身，在此前提下对此前的相关观念作了进一步的扬弃和超越。
文化现实效应的既有分析重在勾画文化与其他待解释社会现象之间的相关性，以经验相关来指代因果。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的前提，是识别文化的因果效应。将文化的多层本体论建构置于“科尔曼之船”的结构个人主义分析框架之上，可以得出识别文化因果效应的关键四点：其一，如果宏观层次的文化是微观层次个体文化的集合性建构，那么识别集合文化因果效应的前提是控制其内部构成因素的个体文化。其二，如果集合文化可以直接作用于个体层面的外在行动或者偏好，那么识别个体文化的因果效应需要对集合文化进行控制。其三，无论是集合文化还是个体文化的因果效应，工具变量法都可以用来克服潜在的混淆偏误。其四，如果在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之间增加中观层次的制度因素，那么在特定的研究场景下，集合文化和个体文化的因果效应都难以准确识别。当下，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具体研究，需要在概念界定上进一步厘清文化和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理论论辩过程中审慎考察是否能够精确把握文化经验的现实效力。
新型人类增强技术的现实应用和可能前景引发了诸多学者关于“超人类”的讨论。从机体哲学视角看，人类本质上是生命机体、人工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的耦合。人类增强技术作为改造人类自身机能的技术，如果能够带来各类机体的协调发展，将使人类发展进入更高级阶段但不会催生出“超人类”；如果人类增强技术的应用破坏了各类机体的和谐关系，就会带来人类生存方式的异化，这种意义上的“超人类”对人类社会是不利的。富勒等乐观派提出的理由和悲观派对“超人类”的忧虑都存在忽视各类机体之间有机联系的倾向，前者孤立看待人类增强技术带来的益处，而后者夸大了人类增强技术带来的风险。运用机体哲学的原则和方法评价“超人类”的相关思潮，有益于新型人类增强技术的健康发展。
随着“NBRIC会聚技术”时代的到来，出现了与传统增强技术在作用机制与人技关系方面大相径庭的新兴人类增强技术。新兴人类增强技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论争从未停歇。尽管两者的理论主张看似泾渭分明，但实际上存在一定的共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都对增强技术抱有一定的幻想；二是均在论争中反映了人的主体性迷失；三是对各自的命题前提皆存悬置。基于对这些共性的思考与把握，可以勾勒出两者对立消解的可能性界域，即让增强技术“位其所是”，重构人类中心主义，悬置形而上迷思，转向“现实的人”。
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给传统的法律供给范式带来巨大挑战。为克服当前法律供给范式理念滞后、维度单一、视域狭隘等不足，应采取二阶趋势观察的方法，坚持面向未来的灵活时间观感，实现综合意义上的“向前检视”和“向后推演”，探寻“法律创生”的全新路径。构造上，“法律创生”应包含联结性、选择性和趋变性三项机制，并通过历史赓续、位阶层移、反窥区辨等举措，以提供高度概括但具备可操作性的秩序安排。同时，为将数字技术带来的风险置于法律可控范围内，需辅以法律解释、执行促进、便捷申诉等外部措施，并基于目的限缩、道德规训和政治约束，内建导向矫正程序。
“慢速审美”是一种与加速社会对应的“减速”审美方式，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叛。杨向荣、雷云茜将其视为对加速文化的回应与反思，张谡在商榷文章中肯定其对加速的批判的同时，提出技术弊端不能完全依靠思维术来解决，且慢速审美的实践是从属于西方世界的地方性话语体系。在此需要商榷的有两点：一方面，慢速审美不过是人抵抗异化的温和路线，不足以让人们走向诗意的栖居；另一方面，审美资本对大众审美趣味进行塑造，并借助消费主义损害人们对审美的真实追求，慢速审美已是资本的傀儡。戳破慢速审美的幻象，思考社会变革，也许才能摆脱速度对人的奴役。
全球环境治理的研究与实践中存在“应然”与“实然”的错位，日本核污水排海即是典型代表。基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论，可以构建无体无用、有体无用、体用分离与体用合一的全球环境治理类型。其中，体用分离揭示了日本核污水排海的发生逻辑。“中心—边缘”的利益结构失衡、“治理者—污染者”的角色结构冲突以及“区域环保—全球污染”的治理结构矛盾，是体用分离产生的结构性诱因。体用分离可能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失控、国家政治的失信以及科学话语的失真。面对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体用合一是理想的出路，这需要各国政府不断提升政治诚信与治理水平，努力做到全球环保共识与国内环境治理实践的统一。
从环境社会学的视角看，日本核污水排海本质上是一个生态系统（海洋生态风险）与社会系统（全球危机管控）之间互生的环境问题，其本身彰显了全球环境安全失控的可能性，即这一“不应该”发生的行动最终反而得以实施。注重于行动实现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风险性分析的既有研究路径难以解释这一现象。通过环境问题的系统转化传导过程可以发现，日本利用制度博弈、技术理性和感知建构及其相应的策略集合，为其排海行动建构了法理、程序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从治理的角度看，日本核污水排海的“合法性”建构机制内嵌的三种“合法性”危机——规则缝隙、信任危机和认知操纵，又是导致当前全球环境治理的“治危孪生”这一内在矛盾的主要因素。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迥异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然而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却呈现出通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对其进行替代的现象。这种做法从根本上忽视了自然资源附带的经济利益，使得自然资源资产的经济利益与救济途径间的固有张力难以消弭。明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权利间的逻辑、索赔权利人的范围以及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进行界分，是构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诉讼的逻辑前提。基于委托代理协议，从自然资源资产实物形态、非实物形态和超出委托代理协议三个方面展开探索，是未来建构我国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的应然面向。在此基础上，应将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诉讼定性为私益诉讼，并对适格原告做出序位安排，这是建构该制度的核心要素。
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各地区、各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而提升人才吸引力是这项工作的关键环节。人才高地吸引力包含“条件”和“结果”两个维度，前者是指符合人才发展预期的成长环境类条件和满足人才工作及生活需求的服务保障类条件；后者是指实现高水平人才的高密度聚集和人才队伍的“提质升级”。在“三大体系”建设的目标指引下，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高地吸引力评价指标具体可以围绕“人才吸引条件”“人才聚集程度”“人才队伍素养”三方面展开。就现状而言，我国当前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高地吸引力建设仍存在价值错位、梯队分布、近亲传承三组矛盾，以及地域分布、机构分布、学科分布三组极化现象。提升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高地吸引力，亟需进一步找准优势定位、优化资源配置、适度倾向引导。
经典现实主义诉之于认识论而呈现真实，动漫现实主义诉之于想象界而呈现真实，虚拟现实则是“身体的直接现实”。经典现实主义与动漫现实主义让读者、观众待在文艺作品之外，以“心灵之眼”完成审美活动；虚拟现实却让人们的身体与作品中的角色共处一处，同行同声乃至同感，人们在虚拟现实世界“生活”，如同经历一个大型的游戏人生，以游戏的经验构建另一种现实，构造了“游戏现实”。“游戏态”的生活正在提供真实的生命经验，游戏现实主义反转了现实主义的游戏规则，它消解了现实主义的“分析师辞说”，从而敞开了玩家通向实在界之途——游戏现实主义让虚拟时代的新型主体“玩家”站在了实在界的位置。
学术界较多注意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宽泛化”的现象，却很少关注现实主义文学与理论发展呈现精英化的事实。中国现代文学可以说是由现实主义起步的，现实主义文学几乎影响了新文学倡导时期“一代人”，“为人生”“血和泪”的文学观对任何倾向的现代中国作家都有明显的整合力。但是到了左翼文学运动，现实主义就被理解成具有无产阶级倾向的“一众人”的文学选择，甚至被认为具有阶级文学的倾向。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到了提倡“干预生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期，现实主义成为新中国文学精英的一种能力和操守，成为能够引导社会生活的一种精英手段，这时候，现实主义就被定义为只有精英文学家“一干人”才能把握的精英文学理念与相应的社会政治才能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