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全球众人关注的重大课题。全球化与现代化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载体逐步发展起来的。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至 1991 年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两种模式对峙和对抗的格局。1991 年苏联解体后，全球化呈现出五个新特点。第一，以信息化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更加全方位、加速度地迅猛发展。第二，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更加明显地从传统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发展到了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第三，出现了反全球化的逆流。第四，中国自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和平崛起，内政和外交都在摆脱、超越传统的苏联模式，探求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五，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时代主题或世界主题。未来全球化的趋势将是科技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两大主流的交汇更加密切，更富成效。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太空化、宇宙化是比全球化更加远大、更具吸引力的新千年远景。
实现社会结构的改进，破除结构性不平衡，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从多维二元结构视角考察特大城市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可以发现，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内外二元结构、行业间二元结构等基础性二元结构，以及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等特大城市衍生性二元结构之下，社会收入之差距、财富分配之差距、社会心态之风险等结构性问题，依然是特大城市推进共同富裕面临的主要挑战。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特大城市需要认识到多维二元结构性问题的复杂性，在破除历史上积淀形成的结构性不平衡方面作出更大的改进。
申素平、吴楠从合法性和最佳性的视角审视了校外培训执法模式的痛点，为校外培训治理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行方案。但校外培训的善治格局不仅需要发挥执法模式的“抑恶”效能，更需要社会参与的协同共治模式迸发出“扬善”能量，从而形塑校外培训治理的社会契约。协同共治模式以共同价值、共同责任、共同参与为主要特征，有助于化解执法模式的监管困局，促成以人为本的高位价值目标，孕育共同体默会的责任自觉，迸发多主体参与的治理合力。据此，形塑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共同价值追求，驱动共同体深入明晰并肩负起共同责任，激活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共治合力，将成为助力校外培训协同共治模式全效落实的必要之举。
随着元宇宙相关产业的发展，如何高质量地开发元宇宙空间，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而元宇宙空间权也在此背景下日益受到重视。对此，程金华、张豪曾撰文指出，要以“准物权”模式解决元宇宙中的空间权益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弥合虚拟和现实间的空间权利分歧提供了理论参考。但需要指出的是，元宇宙空间权并非单数概念，其权利结构具有典型的复合性特征。目前元宇宙空间权所涉及的公共利益、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相邻权等方面的矛盾和风险日益突出；而以程文为代表的，诉诸传统部门法理论的保护模式，虽关注到了元宇宙空间权保护的不同侧面，但难以实现对元宇宙空间权整全意义上的保护。对此，应该看到元宇宙构成的数据性这一底层逻辑，以数据权利束为基础探索元宇宙空间权综合保护体系，以充分推进元宇宙空间的有效开发和利用。
以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在重塑著作权领域内容创作的底层逻辑，并对当前的著作权制度带来一系列颠覆性挑战，这些挑战集中于著作权法“只保护自然人创作”的前提假设、“思想表达二分法”的制度基石、“授权许可模式”的适用可能、“接触 + 实质性相似”的侵权标准，以及“避风港制度”的规制范畴等方面。从创作行为、规制主体、保护客体、权利范畴、侵权判定以及平台治理等层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既有著作权制度已难以有效回应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底层冲击，未来的著作权法要进行彻底改革；而具体应当如何变革，则有待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进一步观察和论证。
算法的实践性包含算法的“物质—能动性”、算法关联行动者的使用文化和算法实践的后果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考察“数字灵工”的算法实践可以发现，推荐算法具有数据依赖性、平台化和个性化特征，差异化的推荐列表展现的算法能动性，勾勒出以算法主导的内容可见性管理逻辑。“数字灵工”通过多元的算法知识来源和跨平台的媒介使用，形成了不同模式的算法感受和行动策略，揭示出用户与算法之间的互动逻辑。算法实践带来的主体不确定性后果及其对算法建构的影响，体现了算法与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建构。算法实践的“互构性”为迈向算法的多维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AI 应用对当前医疗决策法律框架中的权责利配置提出诸多挑战，而应对这些具体挑战的前提是明确 AI 在医疗决策中的功能定位。AI 医疗决策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基础的驱动下呈现出替代决策的功能趋势。然而，该趋势下的 AI 医疗决策在准入监管、决策过程和侵权救济等方面存在多重法律困境。现代医疗决策模式的演进规律表明，AI 医疗决策的功能定位须符合尊重患者自主价值、巩固患者决策话语权和以信息为基础的医患信任保障机制建设之规律，故支持功能是 AI 医疗决策的应然定位。据此，现行法律应在医事基本法中明确 AI 医疗决策的支持性功能定位，在准入监管层面建立“医生 +AI”的整体监管思路，在决策过程中重构尊重患者自主原则的权利体系，在侵权救济中明确 AI医疗决策相关主体的归责标准。
马克思在《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中，对黑格尔的《小逻辑》进行了专题性的哲学摘录，从而留下了《黑格尔的逻辑学》这一重要文本。具体内容为《小逻辑》中“存在论”第 83—111 节的摘录，其核心是消除现成性存在的反思性的辩证法。在这里，有质的规定性的定在的内部，已经包含着对存在与他性存在、肯定与否定的统一，也就是说，定在本身就是否定之否定。在黑格尔那里，定在概念的出场是作为消逝着的东西矛盾统一关系场境。如果回到马克思此时的经济学研究中，所有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出现的经济定在，都会是作为消逝着的东西矛盾统一关系场境，这是走向本质批判的必然通道。
明末清初在华传教士对中医的疗效一直颇为信任，但是他们对中医理论则经历了从积极引介到否认其价值的转变。这一转变背后，一方面是中西文化立场的不同，传教士一直以西方医学为衡量标准来评价中医知识，另一方面则是传统与现代的差异，也即“科学”话语在西方社会的日益彰显。中医的现代化应该避免单一地以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视角认识问题，而应当最终建立一套既符合现代科学、又不完全从属于西方的知识体系。
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层出不穷和日益复杂化，某些治理领域的国际机制数量显著增加，导致机制间出现功能重叠和资源竞争，国际治理机制的效果随之受到影响。公共卫生领域的危机威胁着全人类的健康与安全，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常因未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而备受批评。然而，因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存在治理目标相似的“包容—竞争型”治理关系，故提升此领域的治理效用颇具现实意义。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联合国卫生治理机制是全球卫生治理的核心组成，其治理水平关乎全球卫生治理的成效。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供需对接、卫生治理机制间的关系、制定统一卫生标准与规则的能力以及能否持续提供专业知识与信息等均可用来衡量联合国卫生机制的治理效用。在此基础上，拓宽获取资金的渠道、以内部改革凝聚卫生治理合力、协调相关机制间关系等举措，有助于提升联合国卫生治理机制运转的有效性。
创意写作学始自欧美高校文科教学体系改革，后向各年龄段文学教育研究延伸，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相联系，逐步呈现“跨学科”融合研究特征；在向英语国家之外更广阔的语言空间进行推广与译介过程中，又发展出带有比较文学学科色彩的国别比较研究。这种研究把欧美发达国家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创意写作学术史与学科传播史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从创意写作学视角研究各民族文学与历史的学科比较研究工具，把创意写作学带出“舒适圈”，促进了学科的扩张和完善，强调实践应用，亦饱含人文关怀。基于全球视野，并强调在比较思维中实现学科“本土化”建构的比较创意写作学，以跨学科比较、非线性跨时段比较为研究路径，在地区、国别与洲际的比较性阐释中不断探索创意写作学如何介入东西方文化研究，以及创意本位的文科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如何在文化比较中凸显“文创实践性”“公共服务性”等问题。中国比较创意写作学的建构，将丰富创意写作学发展路径，为建构中国特色创意写作学，促进创意写作学科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产生积极意义。
丰子恺的漫画与散文是互证其“市民伦理新探”的对应图文，若将其图文所呈现的伦理新探分为青、中年两个阶段，则 1937 年前为青年阶段，1937 年后为中年阶段。1933 年前丰子恺居于沪上江湾“缘缘堂”，此时，其散文与漫画主要聚焦于他亲手营构的、洋溢着孩子天真笑声的空间，这也是其赖以安魂的个体生命伦理的符号化所在。从中他试图体认个体生命的真谛或人赖以有意义地活着的依据。1933—1937 年丰子恺居于浙江桐乡石门湾“缘缘堂”，其散文与漫画则主要聚焦于社会人际空间，突破其个体伦理的狭隘边界。故从江湾到石门湾，“缘缘堂”已成为丰子恺尝试“市民伦理新探”的两个文化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