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意义为人的社会生活提供时空上的秩序，可以用社会学中的“社会实在的建构”加以分析。这一框架较好地统合了由韦伯建立的理想型研究和涂尔干建立的社会事实研究，其重点关注主观意义客观化、制度化与合法化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划分出意义在横向与纵向上所体现出的差异性与普遍性，并以中国人传统婚礼为例，借助理想型与现实场景的比较，展示此种礼仪的制度化、合法化及其流变机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特征是如何贯彻、传递、演绎的。社会学中的“意义”和“意义感”讨论其实是一种把个体行动与共时代人和历时代人相连接的研究路径，其重要性在于回答社会本身是如何构成的。
海德格尔的技术语言批判准确地指认了人类语言的言说方式被技术的输入输出方式所决定的宿命，却没能进一步揭示为何人类会不断发展人工智能，也即其内在动力机制，根本原因在于他未能如马克思那样将技术的发展与资本的增值强制紧密关联起来。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机器论片段”中提出自动化的“机器体系”，不仅指认这一机器体系让工人成为机器的智能器官，同时还指出资本家采用机器的根本动力在于不断压缩工人的必要劳动，以便获得工人由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在这一意义上，ChatGPT应被概括为“机器语言”，它的不断迭代并不是源于技术革新的探索，而是源于资本逻辑的增值强制。因此暂时的技术“叫停”不会从根本上阻止类似人工智能发展的进程，目前我们更紧迫的任务是在充分理解其内在驱动的资本力量以及现代人交流表达的信息化和碎片化的基础上，限制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尝试消解日益抽象而扁平的生活经验，培养一种更富有“讲述性”的体验及表达方式。
“家”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并充满争议，关键在于对“国”的属性界定存在分歧。“国”具有政治共同体和国家政权的双重属性，并因为双重属性的侧重点不同而造就了“家”的不同地位和影响。西方文明进程中更加注重从公共权力的角度理解“国”，国家是来自社会又高于社会的特殊公共权力，家国分离。中国更加注重从政治共同体的角度理解“国”，作为人群的社会和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被包含其中，家国一体。现代国家建构包括现代国家政权和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双重建构，一方面需将私人性的“家”与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区别开来，另一方面需将“家”作为现代政治共同体建构的重要组织资源。只有从“国”的双重属性出发厘清家—国关系，才能将“家”安放到合适的位置。
因其特有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突发事件治理是一项世界性难题。表面上，当前中国治理实践中存在的“过度”应急现象是地方官员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本质上则是属地管理在落地过程中的权责关系问题，主要表现为上级控权与属地自主性权力之间的失衡。在法理上，属地管理原则界定了彼此的权力边界，而在落地中总存在强度差异。淬炼属地管理的法治成色，需要平衡控权与自主性权力，具体为强化党的领导这一“超级机制”、进一步规范权力与责任、引入知识权力和第三方机制等。
“性恶心善说”是近年来针对荀子人性理论提出的一种新的诠释。这种诠释于“性恶”和“心善”两端似都有可商榷之处。以物质欲望本身的特点为恶，还是以物质欲望无限度发展的结果为恶，这是关于“性恶”需要讨论的问题。缺乏仁性的有力支撑，单靠智性的认知之心唱独角戏，能否保障心必然为善，这是关于“心善”需要讨论的问题。而是否有必要将《不苟》确定为荀子晚期作品，立荀子晚年定论说，以证明荀子晚年有向思孟回归的迹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孟荀会通的问题，同样有待进一步讨论。
人与技术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人类飞速发展的控制能力和落后的自控能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随着人的控制能力发展到极致，一种新的智能可能会突然超过人的智能而使其归零。随着 GPT 越来越容易上手，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用自然语言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将刺激技术飞速发展并扩大应用的领域。GPT 会变得越来越“通用”，直到囊括几乎所有人类智能和体能的领域。那时，机器语言将战胜人类的自然语言，转变的关键在于通用人工智能是否会获得自我意识进而获得自主意识，从而成为一种全面超过人的超级智能。
ChatGPT展示了人机软融合进化的广阔可能性空间，使人机融合进化成为一个亟待深入考察的课题。人机融合进化有硬融合进化和软融合进化两种基本方式，以及人机一体化和人机个体类群化两种具体机制。由于具有类群亲历性，通用智能进化中存在类群亲历优先原则，而人类作为人工智能通用化的智能类群条件，具有智能进化类群亲历在先优势，即智能进化过程中最先进化形成的原生进化智能具有类群亲历的先机。所谓类群亲历优势就是由类群亲历先机获得的进化优势，这种优势是相对而言的。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人机融合进化的前景和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这也是人类在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发展自己的过程中把握自身命运的重要使命。
在今天的许多研究和讨论中，数字资本主义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被神话化和拜物教化。然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要求我们揭露其中的神话。借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我们可以揭示隐藏在绚丽数字外表下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这个逻辑构成了我们对数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我们发现了一般数据，这是理解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一般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数字神话的奥秘所在，它实际上是资本通过一般数据来控制大量外溢到全世界的生产部门的工具。正是这一工具塑造了当今数字资本主义的神话帝国。然而，在这个神话背后仍然是马克思曾揭露过的资本的魔法。
随着我国数字化转型进程的加速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构迎来机遇与转型。征信机构广泛采用数字技术进行数据采集、存储、运算和使用，推动了信用数据“量”的增长，但这种做法却未能跳出传统的经济分析框架，因而对信用体系的“质”的提升作用较为有限。数字经济时代信用体系建设面临一些新挑战，主要表现在数据范围应当开辟新“跑道”、抵押担保体系需要变革、线上数据可信性亟待提升三个方面。构建数字时代社会信用体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外延，将信用范围扩展至线上、推动数据开放共享，促进数字经济与信用监管融合以及数实融合，强化算法透明度提高公平性和可信性，既可以扩大征信范围、提高征信效率，又有助于解决线上市场信任塌陷、秩序缺失等问题，从而有效提升全社会信用水平。
根据修正的国家理论，数字人民币具有抽象的财产权力，可以作为一种支付工具，用于清偿金钱之债。在法偿性方面，在私人间的债务关系中，数字人民币可以不进入当事人的债务关系，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相反，数字人民币用于清偿公法之债时必须具有无限法偿性，排除行政机关的自主选择。数字人民币超越了既有的电子支付方式，并可以通过智能合约，结合自动划账、封金、信托等法律结构，发挥多样化的货币功能。数字人民币支付费用的承担，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另外，必须准用《电子商务法》第 57 条，在用户、加害人与商业银行等主体间分配数字人民币的非授权支付责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在全球范围的蔓延已画上一个句号，但我们仍需要对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人与自然之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为什么在古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大多是和谐的，而进入现代以来人却总是要与自然相对抗？人与自然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我们应采取一种全球环境伦理的态度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探索出的路径也是我们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可能贡献给世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疫情也导致人际交流淡化，人与机器—技术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一些崇尚技术至上的反人类中心主义言论出现，这又促使我们反思人与机器—技术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数字人文的提出标志着一种当代人文学术研究新范式的兴起，它为传统人文学术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钱锺书何以能在 1942 年沦陷于日寇铁蹄下的上海辣斐德路亭子间里坚持完成其学术里程碑《谈艺录》，原因有三：一是早年受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启发，他认定古典诗歌研究是值得托付并必须坚守的人生志趣（即“基本自我”之“自由诗心”）；二是因开朗性情，他热衷于表演、表现其才华与研究成果（即“基本自我”之“讲台情结”）；三是如柏格森所言，任何基本自我总会受到外界困境挑战，而获得幸福与自由的唯一方式是在困境下坚守自我，钱锺书接连在蓝田国师与辣斐德路亭子间遭遇困境，但在个人坚强与友人建议的双重作用下，他转而将研究与表演欲专注到笔砚间，完成了“角色蜕变”，终达成个人学术的首个巅峰。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乡土中国逐渐远去，流动中国正在形成。人口流动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提高了个体的物质生活水平，同时也带来了人们尤其是城市中的新移民群体的漂泊与无根感。根植感是一种情感认同与归属的感觉，是人隐藏最深却不可忽视的一种需求。根植感可以促进新移民的城市融入，提高其组织认同水平，提升其心理韧性和主观幸福感。个体的根植感厚植于其所在的国家与文化，并受到个体社会活动和家庭生活影响。故乡厌恶、虚拟空间诱惑、文化异质性以及公共政策不完善，是城市新移民根植感缺失的主要原因。对此，可以从以下层面入手提升根植感：营造新移民根植感生成的宏观制度与文化环境、激发个体的内驱力量、缔造消费型根植联结、创造“实根”生长的良好氛围。
随着传统声学媒介融入新媒体，特别是智能语音设备的普及，我们周遭的环境正在变成一个动态同步的声觉空间。早期的录音装置切断了声音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将声音与图像分离，并将其转化为纯粹的能指。这为文化工业对声音进行重组，进而进行意义生产提供了准备。随着声学媒介与文化工业的紧密接合，听觉进入了自动化时代。为了遮蔽自身的生成语法，媒介努力营造主体在场的倾听幻觉。处于自动化阶段的声学媒介，由于无法兼容偶然性溢出，故逐渐被智能语音所取代。但是，智能语音也有其限度，作为一种征兆，它为主体反思听觉经验中所蕴含的自动化逻辑以及拯救日益退化的听觉感知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立足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