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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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乌托邦吊诡及其解决之道——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儒家的大同世界

成中英

2016(1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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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吊诡的事实是，乌托邦必须作为一个不能实现的愿景被一直保持下去，因为一旦乌托邦被实现了，它将不再是乌托邦，并可能转变成新的反乌托邦。在基本概念层次的分析中确定何为乌托邦或正乌托邦，以及何为恶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可以探明乌托邦吊诡的逻辑含义及其具体表现。西方式乌托邦离现实十分遥远，追求乌托邦事实上反映了现实的反乌托邦以及现实的丑恶，并往往陷入“无力状态（powerlessness）”。中国哲学有老子的“小国寡民”、庄子的“无何有之乡”、儒家的“大同世界”，但并非纯粹为乌托邦理想或理论构建，具有现实意义。西方存在三类乌托邦，分别来自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中国哲学的三家——易、道、儒，可以作为西方乌托邦哲学的对应与乌托邦吊诡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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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左与右的共奏——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现状、影响及未来

林德山

2016(12):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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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在一系列选举政治中的突破，民粹主义在欧洲蔓延。目前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构成复杂，其发展是欧洲社会环境变化的产物，是欧洲社会经济环境急剧变化与政治结构的变化相对滞后的矛盾在政治上的体现。而民粹主义特有的话语和行为方式对大众需求心理的迎合，媒体和技术变化所提供的条件，也是民粹主义政治发展的条件。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直接冲击到了欧洲既有的政党结构，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更渗透到了主流社会之中。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未来空间首先取决于欧洲危机的持续状况，其次取决于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能力，或者说其话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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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建构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良性互动的政治生态

蒋德海

2016(12):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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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治党是依法治国的要求，依法治国是从严治党的结果。从严治党要通过依法治国来表现，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从严治党。从严治党不仅是我国执政党的一种自觉，也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密切结合能够形成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从严治党具有促进依法治国的功能，而依法治国又具有保障从严治党的法治机制。从严治党不能脱离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深入，必须伴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全面实现，同时也是包含从严治党日益完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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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圆桌会议|中国城市社会：问题与治理

陈忠, 叶超, 瞿骏, 周武, 包亚明, 孙玮, 马西恒, 唐亚林

2016(12):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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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

“中国经验”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

段吉方

2016(12): 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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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验”不应该是一种普泛化、对任何学科中所有问题都适用的均等化问题，那种普泛化、均等化的“中国经验”是一种新的理论抽象，会让“中国经验”研究在再度理论化中丧失应有的问题指向。在当代语境中，不同学科中的“中国经验”问题理应具有基本的内涵和问题性。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构建中的“中国经验”问题，其基本内涵和问题性即是当代文学理论如何在现实性与实践性层面充分阐释多重叠加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现象与批评，从而展现文学理论的研究是“中国”的，是“文学”的，是“当代”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中的“中国经验”不是理论层面上的高空作业和批评话语的实用操练，而是通过有效的批评实践增强对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所面临的历史情境与理论共生张力的分析，在把握当下文学经验与文化语境的过程中凸显理论精神和批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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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

卢卡奇话语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本土化中的意义与问题

傅其林

2016(12): 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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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是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之一，他的著述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同时也带来诸多困惑。他的话语在显在和潜在层面刺激了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学基本观念的思考，深化了审美反映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文学主体性、文学实践性的理论建构，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的复杂化与多元结构化。新世纪中国学者的卢卡奇话语阐释在极为狭窄的空间存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固定化与当代中国学术机制使得中国的卢卡奇话语细腻而深刻，复杂而深邃，形成了关于卢卡奇话语的游戏状态，这为文学理论本土化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形成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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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倾斜着”说出的“真理”——反思当代诗歌批评的一个视角

周瓒

2016(12): 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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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当代中国女性诗歌中的女性意识带出的性别视角，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对于当代诗歌，尤其是女性诗歌的释读与理论化至关重要。诗歌中的女性意识既是关于女性自身经验的，也是探讨其如何被历史塑造的。从女性诗歌出发，性别视角的批评既具生发力，又具反思性。当代诗人在写作中寻求着内在突破，而批评却显得滞后与沉寂，批评家只有立足诗歌本体，同时打开性别与历史的维度，才能实现对女性诗歌有效性的探讨。这也可以视为从女性诗歌出发反思当代诗歌批评的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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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生态美学：生态学与美学的合法联结——兼答伯林特先生

程相占

2016(12): 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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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学将其研究对象界定为生态审美，表明它并没有像伯林特批评的那样忽视了审美问题。生态美学是生态学与美学两个不同学科有机联结的美学，其合法性根据在于将二者联结起来的六种合法途径：第一，生态学所揭示的生态危机及其催生的生态意识，催生了美学思想主题的生态转型与生态美学的出现；第二，生态学提供的生态知识对于审美体验有着巨大影响，甚至能够根本改变审美对象与审美体验；第三，生态学改变了人们的伦理观念，催生了生态伦理学，而生态伦理观念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塑造了新的审美体验；第四，生态学所揭示的生态价值，引导欣赏者从生态健康出发去看待事物的审美价值，在价值序列中将生态价值置于审美价值之前，从而引发了生态美学对于审美破坏力的反思与批判；第五，生态学的核心关键词生态系统揭示了人的本性是生态存在，生命的本体是生态系统的生生特性与能力，从而为生态美学构建提供了新的本体论基石即生态本体论；第六，生态学确立的“有机体—环境关系”研究范式超越了现代哲学的心灵一元论研究思路，启发生态美学将其研究框架构想为“身体—心灵—环境”三元合一模式。综合上述六点可以断言，生态美学即基于生态学的美学，符合生态美学研究模式的环境美学可以视为生态美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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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诗性正义的理论矛盾与应用限度——与玛莎·努斯鲍姆教授商榷

刘阳

2016(12): 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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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努斯鲍姆在显著的康德学说背景下论证诗性正义。受纯粹性思想立场掣肘，这一理论试图在移情与想象中体验他人眼中世界、培养同情心，并视他者为平等自由的，却在作为手段的主体性与作为目标的主体间性之间产生出值得研究的矛盾，而指引我们在非纯粹性思想立场上通过超越二元论来扬弃这一矛盾而推进这种正义。不过这种理论上的矛盾又可使诗性正义应用于一定限度内：不同于已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当代中国微妙地并存着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两种思想范式，为诗性正义的有限实践前景提供着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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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论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体系的构建——兼与李建勇教授商榷

崔永东, 杨海强

2016(12): 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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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责任制改革是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而司法体制改革有利于司法权的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对法治中国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检察改革有自身的特点，检察院的“放权”是让检察权相对独立，这应是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设计的考虑因素。当前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改革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在放权方面应重视检察一体与检察独立之间的平衡，又要协调司法权独立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应落实员额制改革；应实现“权责利”的统一；在追责之前应重视司法责任评鉴；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也要与当下的诉讼制度改革相适应，回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提出的各项要求。李建勇教授在“法治中国”笔谈中提出的有关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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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理论辨析（一）｜新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定位

郭华

2016(12): 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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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有可能因诉讼程序功能的扩张，与罪刑法定坚守间衍生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不仅会在观念上带来实体法的内部冲突，还会引起诉讼程序对司法实体公正的外部冲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应当从制度层面促使刑法对“从宽处罚”零散规定的统一，也应基于刑事案件“繁简分流”的功能在诉讼程序上赋予“从宽”新的程序价值，建构出科学、合理的超越固有从宽制度之实体与程序的新的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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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理论辨析（一）｜“认罪认罚从宽”之应然向度：制度创新还是制度重述

李立丰

2016(12): 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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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拟构建被告人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分流机制加以落实，但建立在“案多人少”拟制前提基础上的“繁简分流”，不仅与既有实体法与程序法存在冲突可能，以牺牲刑事司法本质属性的代价，换取相对有限的所谓“司法效率”，可谓得不偿失，更可能滋生司法腐败等负面效应。相较而言，将认罪认罚从宽理解为对于既有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制度重述更为适当。这样不仅避免制度新设所造成的制度合法性与兼容性难题，更可以为既有制度的整合提供统一的指导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是否需要通过创设案件分流机制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成为一个需要再次确证的可辨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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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观察

论我国司法解释权的重新配置——法治中国建设不可或缺的视角

苏敏华, 王永杰

2016(12): 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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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事诉讼法》和新《民事诉讼法》的颁布对于诉讼体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为保障两大诉讼法的顺利运行，“两高”都相继制定了司法解释，其在实践中发挥着甚至比两大诉讼法更重要的作用，加之司法解释目前的现状，再次激发理论界对“两高”司法解释权是否应当废除的争论。虽然司法解释存在诸多弊端，司法解释在我国依然具有存在的空间。但针对司法解释的乱象，对“两高”的司法解释权，应予以重新的合理配置，通过案例指导制度、检察机关司法解释权的限缩、裁判说理公开来保障司法解释的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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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虚拟处理：中美经济差异的另类探析

王志平, 阮大成

2016(12): 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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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处理是指对某些未发生货币支付的具有经济效用的活动，采用一定的计价原则进行折算并计入国民经济账户和统计项目的方法和过程。中美两国在虚拟处理的方法和口径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这些虚拟处理的差异“扩大”了中美两国的GDP、住户收支及结构的差异。中美之间虚拟处理及其结果的差异和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一方面这并没有受到媒体和学界应有的关注，另一方面研究人员无法获得足够的统计部门数据，以精确判断虚拟处理因素对中美经济比较的影响。我国的统计部门亟待加快改革，进一步改进虚拟处理的方法和内容，增强数据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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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从战略高度关注与破解金融资源错配问题

潘英丽

2016(12): 9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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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融企业的债务问题已是中国经济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国际市场普遍担心中国企业债务会引发金融危机。其实，中国企业债务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金融资源错配。金融资源错配不仅造成债务危机风险上升，还会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长远的伤害，引发经济结构失衡、企业债务危机、社会资源耗散和老龄化社会危机等隐患，亟需给予高度关注。从中国企业资产负债率与宏观债务比例相背离的现状出发，揭示其背后投资效率下降和金融资源错配的真相；从企业债务结构入手，分析金融资源错配的现状和金融成为国家第二财政的深层体制成因；探讨如何通过基础制度建设以及金融增量改革与存量结构改革等予以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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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房地产市场变化的人口学后果

任远

2016(12): 9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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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住房的人口分析较多考虑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动对住房市场的影响。人口因素主要是在长期变动趋势上影响住房市场，而短期的住房市场的变动更加受居民收入、货币政策、土地资源供给、政府土地财政、住房政策、资本市场投机等因素的影响。当下的住房的人口分析应重视房地产市场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对婚姻、生育、养老、迁移等人口过程的影响，以及房地产过快上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显著危害。相应地，政府住房市场管理的重心，应加强对不同人群实施有针对性的社会住房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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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让体面社会建设成为后小康时代的目标

汪行福

2016(12): 1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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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改革和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新时代的社会发展已经超越过于强化物质生活内容的小康思维，应该把更为全面的体面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体面社会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是社会理念和价值取向的一次重要转变。它要求每个人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力图消除势利社会和权力社会对人的羞辱，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寻求新的目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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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乌托邦的宗教维度与中国当下小说信仰救赎的可能

张蕴艳

2016(12): 1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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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的解读侧重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拘泥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结论，鲜有对他作为“一个献身于自己的宗教和原则的殉道士”角度的描述，也未充分阐释《乌托邦》的宗教根基。由于抽离了乌托邦社会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乌托邦就注定在当代中国沦落为抽象的“空想”与阿里斯托芬所说的荒诞的“梦的国家”。借助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乌托邦意识”的概念，可帮助我们恢复对乌托邦功能的认识，并以此为中国当下小说乌托邦的未完成性把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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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上海古河道与城市信仰——当代城市信仰的民俗学诠释

仲富兰, 张治中

2016(12): 1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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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信仰经历了从地方到全国、从民间到官方的过程。明代初年，经国家提倡，城市信仰实现制度化，并随着明清以来的城市发展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上海人恪守城隍信仰，并在有清一代逐渐将城隍爷变成了自己的城市信仰。从晚清到民国，源于传统的上海城隍信仰，经历了从“亦官亦民”到“日益大众化”、从“信仰一元”到“信仰商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信仰文化与商业文化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中的博弈与重构。城市信仰源于城隍信仰，是城隍信仰的伴生物。集市贸易起初出于为城隍信仰活动服务的目的，而最终反客为主，成为城市中最主要的、最有活力的活动。上海城隍信仰向城市信仰的转换，表明后者在地域共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由此可以索解，人们在追求共同体的社会生活，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状态，追求感情交往与宣泄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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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败坏王朝吏治的朋党——读王夫之朋党论有感

朱子彦

2016(12): 1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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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党贪污是帝制时代官僚政治体制的产物，其特点是不容易被察觉，即使察觉了也很难受到法律制裁。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君主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封建国家的安全，对臣下纳赂行贿并不在乎。只要帝王利用官僚集团，那就一定还会有贪污这种特殊的再分配形式。虽然贪污纳贿是中古社会的常见现象，但没有结成派别的贪官的危害性相对来说比较小，其贪污的数量也较为有限。一旦形成贪墨利益集团，不仅会严重地败坏吏治，而且还是社会致乱之源，是导致中国历史难以摆脱周期律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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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会风云

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叙事的范式转换及其动因

黄军甫, 孙泽锟

2016(12): 12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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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格局瓦解后，国际秩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国际政治叙事旧的范式不再有效，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新的范式相继出现。实践证明，历史终结论无论内容还是方法上都是错误的。文明冲突论虽然在国际政治若干问题的解读上是有效的，但它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必然导致对众多问题的误判。而在众多范式中，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全球化理论，在后冷战时期是解读国际政治现象的有效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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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专辑

“劳工神圣”的思想温床——以蔡元培的社会关怀和教育理念为核心

冯庆

2016(12): 1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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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依然构成社会问题的今天，“劳工神圣”的经典口号时常得到引用，但其确切的背景与内涵仍未得到详尽的梳理。蔡元培在1918年发表“劳工神圣”演说时，主要的问题意识是通过贯彻西方的启蒙教育理念改造中国劳动者素养，使之脱离“游民政治”，成长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担当者。“劳工神圣”的演说是蔡元培受到墨学复兴和以无政府主义为主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后必然的政治表达。一旦认识到无政府主义一脉的“劳动”话语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就能明白其局限性。唯有“五育”相互配合，方是蔡元培现代启蒙教育的全套方案。在“劳工神圣”与蔡元培的“五育”方案之间进行对照，可以发现他沟通古今中西思想、保卫中华文明不受侵害并同时解决现实问题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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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论坛

麦当劳与圣战：新型恐怖主义的悖论——对后9·11时代伊斯兰全球圣战的反思

张文龙

2016(12): 13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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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恐怖主义与旧式恐怖主义在理念、结构和运作上都大有不同。它的运作具有多元悖论的特征，并通过功能系统的沟通媒介实现悖论的展开。在滥用沟通媒介意义上，新型恐怖主义可以说是功能系统负外部性的产物。有效应对和治理这种负外部性，就需要增强功能系统抵制恐怖组织滥用其沟通媒介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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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腔与旧调的变奏——读《新腔重弹旧调的余响》

顾正祥

2016(12): 137-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