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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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全文

《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4期全文

2019(4): 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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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突破学科藩篱：技术时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因应之道（郁振华、朱国华、成伯清、邹诗鹏、杨扬、孙向晨、郑戈）

2019(4):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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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人文学术如何迎接技术时代

郁振华

2019(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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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生存危机：人文学科如何对标当下中国

朱国华

2019(4):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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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学术的悬浮化及其克服

成伯清

2019(4):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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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人文社科体系的琐细庞杂倾向及其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邹诗鹏

2019(4):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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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学科评估指标误置下的艺术学科发展难题

杨扬

2019(4):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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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破除学科壁垒与人文学科生态重建

孙向晨

2019(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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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通识贯本末，守道弥龂龂——技术时代如何突破学科壁垒

郑戈

2019(4):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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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全球失衡、贸易战与新国际调整机制

简·克雷格尔

2019(4):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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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贸易体系在两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首先，金融已成为贸易主导力量，并且企业寻求成本最低的生产平台，以实现最大化全球生产利润，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假设恰恰相反。其次，现有体系在多边环境中进行贸易与生产，这反映在一个跨国企业的世界中，存在着主导生产的全球性供应链。如何设计贸易体系，以避免重复过去数十年的日本问题或拉丁美洲问题？许多国家希望通过关税调整机制来解决失衡问题。这对成品贸易来说相对容易，但是当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与成品贸易无关而是中间产品之时，则可能不会产生预期结果。一旦理解了当前国际体系中的贸易结构就会发现，强调双边失衡不仅无关紧要，而且是国家间贸易关系的错误表现。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有待确定的基本问题是贸易还是金融导致国际经常账户失衡。关税已被证明是一种低效的解决工具，当下应该考虑采纳凯恩斯所提出的国际清算联盟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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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后金融危机十年的持续挑战与应对

利普斯基

2019(4): 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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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后金融危机十年的门槛上，迫切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是否为新的危机做好了准备？基于对上一次危机之后采取举措及其效果的回顾分析，为了更好地推进危机后的金融改革，金融体系需要更多的资本和资本化，以及更多监管方面的改革。资产负债表的漏洞、资产评估、新兴市场资金流量、后备缓冲区和流动性、中央清算稳定等问题，必须给予充分重视。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危机当中紧急流动性能让投资者充满信心。流动性举措应该制度化，成为一项规则或一个主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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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民主真的处于危机之中吗？

扬-维尔纳·穆勒

2019(4): 3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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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尤其在西方发达国家，民粹主义与极端右翼政治势力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上升趋势，这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民主化浪潮的乐观估计构成了挑战。民主在今天真的处于危机之中吗？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正在发生什么，在这方面寻找历史相似物的方法并不总是有效，民主的对立面也找到了新的形式。我们需要对一些看似相近但实则相差很远的政治现象和概念进行仔细区分，特别是民主和民粹。另外，“非自由主义的民主”这样流行的词汇也并不符合民主本身遭到蓄意破坏的现实，而且也容易被民粹主义者所利用。可以说，民主在今天确实面临非常有力的挑战，虽然很难说这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但讨论这些挑战的性质和形式，对理解民主政治及其未来都是极其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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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数据化儒家”何以可能——与徐英瑾教授商量

吴根友

2019(4): 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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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大数据主义可能导致的数据专制主义的“秦政”，徐英瑾教授提出以儒家小数据主义的“周政”对冲这种危险性，进而在大数据主义时代可以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权。依照赫拉利的观点，在真正的数据主义时代，“信息自由”将是第一原则，体验、上传、分享将成为数据主义时代人们新的生存方式。而真正大数据主义的时代里，少数数据精英与政治精英结合在一起，可能会让大多数“智人”成为真正的闲人而彻底丧失生活的意义，一个可怕的虚无主义可能才是大数据主义时代真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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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重申身体美学的建构思路——回应张玉能教授与张弓教授

王晓华

2019(4): 5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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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身体美学的迅速兴起受惠于跨学派的学术对话。在构思《身体美学导论》时，实践美学既提供了丰盈的思想资源，又是反思和超越的对象。与实践美学相比，身体美学具有自己独特的出发点、本体论基础、理论归宿：（1）从身体 - 主体出发是其建构原则；（2）植根于物质本体论的身体主体论是其建构依据；（3）推动美学研究回到身体 - 主体是其建构目标。通过阐释这三个层面的建构理路，可以回应张玉能教授和张弓教授的问题，同时这也是跨学派对话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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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逻辑——与李军教授商榷

黄冠

2019(4): 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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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养老金为核心的养老保障制度作为现代国家兑现其社会财富再分配职能的最主要工具之一，其制度设计的逻辑在政治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论述和检验。通过对李军教授的《现行养老金制度系统性缺陷亟需纠偏》一文得失的评析可以发现，现行养老金制度设计的逻辑是以人均经济情况为基准来运营，无需考虑整体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对现行养老保障制度稳定性形成冲击的根本要素是，人口老龄化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改革后的中国养老保障实际上是在转制成本问题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非理想情况下运营的，而这一问题恰恰是造成现行养老保障运营出现诸多制度性问题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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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数字游戏与现实世界：冲击、对话与未来 | 数码身体、拟-生命与游戏生态学——游戏中的玩家-角色辩证法

蓝江

2019(4): 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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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天年轻一代的生存被浸润在数字游戏之中的时候，我们无法将游戏与他们的生存方式简单地切除开来。因为，今天以及未来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已经与游戏形成了密切关联。他们的生存体验不再是梅洛 - 庞蒂以单一的大写肉身来构造的现象学，今天在数字游戏中的众多角色实现了对身体现象学的超越，并转向数码现象学。数码现象学同时改变了玩家和角色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被倒置的提线木偶。这样，游戏角色在游戏中生成了不纯粹依赖玩家的拟 - 生命，并进一步形成了一种游戏生态学。游戏生态学不仅帮助拟 - 生命在游戏世界里筑造了属于角色的周围世界，也通过角色的生存将游戏世界与玩家的世界统一起来，改变着玩家世界中的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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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数字游戏与现实世界：冲击、对话与未来 | 作为控制、反制与自制的电子游戏

姜宇辉

2019(4): 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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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有必要对电子游戏作为一种人类重要活动的基本境况进行深刻的哲学反省。根据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的启示，游戏世界虽然具有鲜明的空间性和持存性，但却并没有真正展现出建构共同世界的行动力量。它最终仍然沦为一部强力而高效的“控制性”的社会装置。由此我们试图回归劳动和身体这个本原，经由晚近的诸众理论对情动的阐发来进一步探寻生成和创造的“反制”潜能。阿甘本对身体之用的论述无疑给出了第三种选择，以“自制”来确立主体的位置，重新激活沉思的积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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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数字游戏与现实世界：冲击、对话与未来 | 游戏商品中的留守儿童

张明皓, 叶敬忠

2019(4): 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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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造”游戏到“制造”游戏，留守儿童的游戏生态发生了重要变化。脱离“游戏共同体”精神的游戏商品化机制则以捕获儿童的方式实现利润再生产。通过留守儿童实地调查的案例发现，游戏商品化的捕获机制实际由外部社会结构、游戏工业结构以及留守儿童个体化行动三者互构而成。外部社会结构限制催动留守儿童生活无意义感的不断再生产，而留守儿童反叛生活无意义感的渴望与游戏意识形态的映合以及游戏工业和留守儿童无意识的“合谋”，使留守儿童的生活世界被游戏商品化机制总体收编。游戏商品化具有强现实渗透性和循环性，其社会后果是对留守儿童生活的“多重捕获”和留守儿童的“反思失落”。在游戏商品化的浪潮中，应该重申对留守儿童生活意义系统的反思性关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反对网络游戏媒介，而在于如何在社会和文化中捍卫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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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中国知识体系建构（之二） | 文学研究语言本体论

高玉

2019(4): 1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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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艺术性表现在语言之中。文学之所以不会被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替代，并且能够在思想上产生长久和深刻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文学语言的艺术性。文学研究始终不能脱离语言，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文学，首先要对文学史进行文学语言层面的梳理，恢复文学语言学研究传统，从语言的角度重新叙述文学史和研究文学。文学语言本体论不仅包括对文学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从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还包括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并建构文学理论问题。文学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键词”研究，即重视词义差异性、复杂性和丰富性的词语体系研究，通过研究关键词来研究文论体系，研究文艺理论思想深层的语言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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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非暴力革命更容易实现革命目标——对英国革命的再思考

刘成, 李琳莉

2019(4): 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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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主题，现代主要国家大多爆发过革命。革命的目的是平息难以调和的社会冲突，克服限制社会发展的根本障碍，营造有利于国家进步的社会形态。英国现代国家的塑造是通过渐进改革模式完成的，但也未能避免革命。暴力革命是因和平方式无效而被迫采取的极端手段。英国革命并没有真正解决专制问题，更不可能实现现代国家的改造。完成这些转变的是“光荣革命”和其后一系列社会改革，即英国的非暴力变革最终完成了社会形态的改造。革命不仅是战胜旧制度的短暂决战，更是创建新制度的长久变革。革命具有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两种形式。革命的本质是对社会形态的改造，改革如实现了社会的根本进步，则它就是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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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激荡1919：全球文明的流动与互鉴（之三） · 文明汇通下的百年留学精神史 | 走出求法与传道的留学怪圈——中国百年留学现象的反思

赵京华

2019(4): 11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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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立文化自信基础之上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也为实现真正互通有无、彼此平等的文化汇通下的思想学术交流，中国人需要走出“求法与传道”的百年留学怪圈，在结束政治化和泛国民化的留学运动同时，切记不要重回“传道”的老路上去，无论是西方人欧洲中心主义文明传播论式的，还是东方人反向的申诉抗辩式的传道。真正个人化主体性的不同文明体系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则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文化差异、坚持文明多元的世界主义高迈理念以及个人兴趣爱好之上。这样，也才能终结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留学精神史上的种种悲情和扭曲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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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激荡1919：全球文明的流动与互鉴（之三） · 文明汇通下的百年留学精神史 | 留学场域内的感情与逻辑——以近代日本学问留学生为例

陈言

2019(4): 1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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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学中国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开始学习汉学、后来成长为汉学家的一批日本留学生（本文称其为“学问留学生”）来到中国，他们以案牍研究和田野调查的方法，在特殊的文化接触地带养成了各自的问学风格。进入中日战争时期，他们的知识生产呈现出深度理解中国的特点，但同时又难以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以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实藤惠秀、武田熙等学问留学生为代表，通过梳理他们对中国时势、社会与知识精英的细腻观察，可以勾勒出大时代变迁中复杂的精神结构及其事业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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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激荡1919：去全球文明的流动与互鉴（之三） · 文明汇通下的百年留学精神史 | 留学史研究范式的评价与反思——以《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为中心的讨论

李雪涛

2019(4): 13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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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 1928 年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的出版看作中国留学史作为一个学科的开端，那么留学史已经有了 90 多年的学科史。有必要对留学史研究的意义、留学的本质、作为研究方法的“精神史”以及留学史所涉及的跨文化问题等进行讨论，特别是对作为专门史之一的中国留学史的研究范式进行评价和反思。留学是全球化以来知识迁移的必然结果。如果从全球化的今天来看待“中国留学史”，这一领域当然不应仅仅局限于中国学者的研究，理应包括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成果。对留学史研究的学术回顾，对目前我国留学史研究的问题进行剖析，有助于深化对留学史研究的认识，拓展新的研究方法和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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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文明

纪念伯林诞辰110周年 | 积极自由的三副面孔

马华灵

2019(4): 14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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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学术界普遍简化了伯林的积极自由理念，从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误解。实际上，伯林的积极自由蕴含着三种版本。积极自由的 1.0 版本指的是原初的积极自由，亦即我是我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他人的奴隶。积极自由的 2.0 版本指的是个体的积极自由，亦即个体内部的理性自我统治着个体内部的欲望自我。积极自由的 3.0 版本指的是集体的积极自由，亦即集体的大我统治着个体的小我。原初的积极自由是未经扭曲的积极自由，而个体的积极自由与集体的积极自由是扭曲的积极自由。因此，伯林所反对的不是原初的积极自由，而是扭曲的积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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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文明

纪念伯林诞辰110周年 | 论新积极自由

李石

2019(4): 14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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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批评积极自由理论会导致“幸福的奴隶”和“强迫自由”两个悖论，并因此充当专制统治的理论工具。为了避免这两个悖论，就要在传统积极自由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的积极自由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自由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是免于他人的干涉和自己内心的干扰。新积极自由理论认为，自由的实现在于内在和外在、源自他人和源自自身的障碍都消失，而不仅仅是传统积极自由理论所主张的自由是内在障碍的消失。这一区别使得新积极自由理论能够很好地规避“幸福的奴隶”悖论。由于排除了“幸福的奴隶”悖论和“强迫自由”悖论，新积极自由理论不会沦为专制统治的理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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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19年第4期英文摘要

2019(4): 15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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