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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3): 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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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 圆桌会议
    2020(3):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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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全球治理成为一个世界各国日益重视的议题。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化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近年来全球化遭遇的挫折,各国普遍意识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但对于全球治理体系怎么变、向何处变,不同境遇中的国家对其的认识与主张却是聚讼纷纭。面对如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处于民族复兴关键期的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治理体系大变革的复杂形势,关系到中国的未来,也将深刻影响世界的未来。《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期刊登了编辑部与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联合组织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识中国与世界的关键”的圆桌讨论,这是国内学术期刊首次以圆桌笔谈形式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的集中学术讨论,引起国内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为延续并深入讨论这一话题,本刊编辑部再次与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合作,并携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研究”课题组,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一话题进行了研讨。
    王正毅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体系中权力的流散,表现在治理主体的多样化、治理制度的层级分化和治理结构的变革中;关于全球治理,存在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秩序和多元的多边主义制度两种方案,都面临着行为体、规则和治理结构方面的挑战。郭长刚教授提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新轴心时代”,这一时代是在全球文明互动的形势下,致力实现国家、民族、族群、性别等各种身份的平等,反对造成各种不公的“强权”或“霸权”;目前新轴心时代还在发展过程中,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是决定其能否成型的关键因素。刘雪莲教授则认为,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这一点在中国学术界已经成为共识;同时,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在治理主体纷争、责任分担、路径依赖、观念延续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我们须对长期性和艰巨性有清醒的认识。吴志成教授分析了70年来中国逐渐由西方主导的冷战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抵制者转变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负责任大国与全球治理的贡献者的历程,并指出必须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全球治理战略优化、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国际合作理念转变、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着力,加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建设。赵可金教授认为全球治理不仅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国内政治问题。他从政治智慧角度对比了中西治理在认知和实践方面的差异,指出中西方尤其是中美两国应站在全球治理的高度,妥善处理分歧和矛盾,管控摩擦和冲突,统筹好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高奇琦教授认为目前全球治理体系的困境主要在于全球无政府状态,而通过在各国协调的基础上发行全球数字货币可以构建联合国的财政资金体系,有助于在各国资产上链的基础上实现联合国体系的高层次民主。
    ——主持人 高奇琦 杜运泉
  • 圆桌会议
    王正毅
    2020(3):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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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郭长刚
    2020(3):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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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刘雪莲
    2020(3):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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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吴志成
    2020(3):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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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赵可金
    2020(3):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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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高奇琦
    2020(3):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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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任剑涛
    2020(3): 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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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似乎告一段落,被寄予厚望的全球治理呈现出一些内在的缺陷。国家重新回到国际政治的舞台中心。这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尝试“找回国家”的阶段性成果。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曾经失落,驱使人们集中思考超国家建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这对17世纪中期以来生成的民族国家体系来讲,是一种有益的超越尝试。但国家远未出尽内在能量。其实,无论在对内还是对外功能上,国家是最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建制。随着“国家第一”“国家再次伟大”之类口号的提出和付诸实施,以及国家以各种形式重建其强大动能,国家的凯旋已经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事实。国家归来,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趋同现象,但国家是否因此而复兴,仍然未可预期。
  • 本刊特稿
    田野, 卢玫
    2020(3): 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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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治理往往被看作“没有政府的治理”。但世界政治的现实表明,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从来都是核心行为体。从历史经验上看,全球经济治理主要有三种路径:多边治理、单边治理和网络化治理。多边治理无论从历史起源上还是从现实运作上都是由大国主导的,单边治理更直接地体现了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网络化治理只是通过扁平化的形式掩盖了网络中隐含的权力结构。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更加强化,多边治理、单边治理和网络化治理中的国家性都更加凸显出来。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中国家性的增强是大国间战略竞争加剧、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优势彰显、国内不平等扩大、民族主义复兴和强人政治回归这些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 本刊特稿
    郑先武
    2020(3):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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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经验和规范上看,区域治理已被视作当代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区域观”将通常界定的特定地理区域治理的互动层次向上延伸至区域间或跨区域,据此提出全球治理的三种区域路径:全球治理中的区域治理——区域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一个内部治理层次,即“从外到内的路径”;区域治理中的全球治理——全球作为区域治理体系中一个外部治理层次,即“从内到外的路径”;全球-地方联结中的区域间治理——新区域作为全球-区域治理体系中的一个新型层次,即“内外融合的路径”。第一种路径的核心力量来自域外行为体,依据的核心制度平台是全球性组织及全球多边机制;第二种路径的核心力量来自域内行为体,依据的核心制度平台是区域组织及区域多边机制;第三种路径的核心力量来自不同区域的区域组织或一组国家,依据的核心制度平台是区域间或跨区域的制度。对湄公河下游早期治理、东南亚气候治理和中国区域间治理等典型案例的分析,揭示了这三种路径的运行机制及其经验合理性。
  • 名家访谈
  • 名家访谈
    王赟
    2020(3): 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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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消费主义、风险……不同学科和不同学者都试图从自己的知识体系出发,来描述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剧烈演变的社会。毋庸置疑,当代社会生活在具体的独特情境之外总是表现出某些共性,例如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还有商品经济的突飞猛进——无论我们对其是支持还是批判——成为联系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重要方面。然而,这个容纳了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当代社会也时常使我们感到陌生:一方面,如从“养生”到“共享”观念的流行,从“黑”科技到“饭圈”文化的出现,我们仿佛总是被动接受一个个的新概念、新观念。我们在依附这些新元素的同时,还多少会感到一些无所适从和力不从心。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人放弃人们眼中的“成功”,去主动寻求一种“隐居”生活,我们在公开表示羡慕的同时,也会暗暗自问:“换作是我会同样做吗?”无论如何,当我们将当代社会与一百年前主要发生在欧美国家的那个被称为现代化的社会演变样态相对比的时候,会发现有如此之多的新特征、新要素诞生在这个同样被我们评价为“现代”的当代社会中,这些新特征、新要素使得今天与100年前的现代社会明显不同。如何理解这些新的社会特征?这是否意味着当代社会处在“解离”(dissociation)的边缘,而我们的生活就此成为“碎片化”现代性的牺牲品?我们能否做些什么来改变这种局面?广被接受的全球化是否是一条出路?这一路径会否导致千篇一律的同质性,进而反过来消解本土文化?
    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对巴黎第五大学(巴黎笛卡尔大学)荣休教授、前涂尔干教席教授米歇尔·玛菲索利(Michel Maffesoli)进行了专访。专访按照“从学术到当代问题”的路径展开,试图“从后现代性的社会学”视角解析我们所处的社会——后现代的日常生活,思考诸如“小确幸”、新科技与生活、暴力等最新的社会课题,这同时也是对我们所处时代的严肃反思。
  • 学术争鸣
  • 学术争鸣
    李春青
    2020(3): 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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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阐释对象的意义都存在“显”和“隐”、“现实性”与“可能性”的二重结构,即“意义的二重性”。“显”代表已经实现或处于实现过程的意义,意味着价值得到实现和确证;“隐”同时是一种“潜价值”,代表尚未实现但具有实现可能性的意义。阐释实践是最典型的主体间性行为,其结果是意义的生成,作为一个意义事件的文本阐释就成为一种文化传统自我更新、自我创造的重要方式。意义的“显”或“现实性”总是有限的,而“隐”或“可能性”则总是无限的,这是阐释或意义的辩证法,也是价值的辩证法。变化则是意义与价值的常态。
  • 学术争鸣
    曾军
    2020(3): 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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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江教授与南帆教授围绕“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所展开的讨论可以引出关于文学意义总体阐释的量化分析是否可能的问题。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有关文学意义阐释的总体性观念,并引入量化分析作为手段。量的判断是理性思维的认知形式之一,数学化、数字化、数据化不断丰富量化分析的方法。所谓“阐释的有限与无限”,应该从定性和量化两个角度来共同思考:量化乃质之量化,而非无质或去质之量化。量化是质的抽象化,是以“科学化手段”对社会历史范畴的描述,进而把握其背后的规律。
  • 学术争鸣
    傅其林
    2020(3): 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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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宪教授在其文章《作为阐释学根据的公共理性》中,抓住公共理性核心概念的创造性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学界对这个概念的界定。然而在论证过程中,公共理性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并且,从语言逻辑来理解公共阐释忽视了公共阐释内含的丰富性,这是对张江系统整体界定的剥离或者偏离。公共理性应该被理解为感性与理性的融合,是一种新理性或者新感性,是真、善、美的新的统一。立足于公共理性的公共阐释既是文学经典的阐释所体现的,也是理论家和批评家直面文学经验的可能路径。它有可能在一定意义上超越强制阐释的困境,使文学理论成为有文学的理论。
  • 思想与文明
  • 思想与文明
    晏辉
    2020(3): 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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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焦虑源自人的特定结构及其展开方式,而现实的生存焦虑则根源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及其展开方式。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导致的市场化、资本化、符号化、全球化,使得现代性场域下的生存焦虑具有集体的、类的性质。整体性焦虑的复杂性取决于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还相关于造成生存焦虑之社会根源的故意与非故意的任性行为,更相关于由于人格缺陷或社会不公正所导致的生存焦虑。现代生存危机并不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危机,而是制度危机、文化危机、情感危机和精神危机,且已超出个体和集体的范围,变成了整体性的、类的焦虑体验。
  • 思想与文明
    蒋建国
    2020(3): 9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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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购成瘾是网络时代的流行性物欲症。网购成瘾者对商品有着强烈的占有欲,他们希图通过网购抵御内心的孤独和焦虑,并在重复的治疗性消费中陷入“越网购、越空虚”的困境。他们通过迷信商品来强化自恋,并重复性进入网购闭环系统而形成循环型自恋模式。对于网购成瘾者而言,要正确地认识网购的本质,保持客观、理性的消费观,制订合理的个人财务计划,降低不必要的消费支出,正视工作、学习和社交中存在的问题,才能走出循环型自恋的迷局,回归到正常生活中。
  • 思想与文明
    杨向荣, 雷云茜
    2020(3): 1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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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充斥着竞速的全球化时代,速度不仅呈现于经济与城市发展的诸种物质层面,更重塑了我们观看与感知世界的方式。外部世界的快节奏不断侵扰现代个体的日常生活,现代人的情感焦虑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症候。情感焦虑的生成与社会加速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这种快速的现代性体验从时间感知的维度建构了一种情感现代性。面对不断加速的都市生活节奏,关注个体内心的“慢速生活”理念和“慢速美学”观念的出现,反映出速度生存之下的都市人的精神与情感救赎诉求。
  • 思想与文明
    唐宏峰
    2020(3): 10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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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图像证史”应采取审慎态度,但思路不在于如何通过认识图像自身的特性来正确补充历史叙述而避免掉入“陷阱”。图像进入历史并非是以何种方式对历史学(文字-历史)进行扩充,而是其进入造成了一种穿破和批判。图像的运动性、脆弱性、非线性、暧昧性等特点,对线性的、知识的、叙述的历史本身产生质疑、批判和穿透打碎的作用。这里,图像-历史不是延续和扩展既定的历史模型,而是由于这种联结和进入使得历史模型本身受到质疑。图像-历史也许提供了在“历史2”(历史学、历史叙述)之外的另一种“历史3”,帮助我们触摸神秘、幽深的历史本身(“历史1”,历史事实)。
  • 政治与文明
  • 政治与文明
    佟德志, 樊浩
    2020(3): 11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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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话语体系中的“政治正确”的语义构造是现代现象,其最初的字面含义是政治准确。在20世纪的左翼政治思潮中,西方的文化左翼、政治左翼使“政治正确”形成了批判性、一致性的语义内涵。在美国民权运动、多元文化主义兴起以及文化保守主义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政治正确”的主题带来更多的争论,越来越与社会和文化议题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政治正确”的社会化和本土化,并逐渐发展了观念、语言和社会政策的三重向度。
  • 社会与文明
  • 社会与文明
    许天成, 瞿商
    2020(3): 12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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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工业化是传统手工业与近现代大机器工业的桥梁和纽带。当代半工业化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经济逻辑,并对中国的工业化作出了相应的贡献。当前,中国工业化进程仍在深化、完成的过程中。“劳动替代资本和技术”这个半工业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并没有改变,但由于中国人口发展进程、经济结构性变迁等阶段性的现实影响,劳动已经显现出量价失衡。在5G通信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冲击下,新时代劳动替代资本和技术的方式以及其适应性演化中展现的新特征值得密切关注。5G时代半工业化仍将继续存在,并将影响中国制造业乃至整个工业化进程后半段的适应性演化方向。展望半工业化在5G时代的存续与发展,有助于认识中国工业化后半程的内涵与可能路径,并据此作出相应的对策选择。
  • 社会与文明
    汪国华
    2020(3): 13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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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与农村先后经历了较为严重的工业污染。城乡工业污染产生和延续的原因可以放在系统且逻辑严密框架中进行比较:其一,城市、农村差异型的工业化发展脉络导致工业污染产生;其二,城乡社会结构、消费结构变化脉络引起工业污染加剧;其三,社会转型、人口流动的社会变迁轨迹使得工业污染治理艰难。基于工业化、社会与消费结构和人口变迁对比视角,城乡工业污染产生与延续原因具有内在同源性,其均由从中央到农村的垂直治理结构积蓄的国家力量引发,从而形成城乡二元通体的解释理路。在此基础上,坚持政府主力引导,以知识创新型企业和大数据制度为发展方向,纵向连通城市和农村的污染防治,或许可以为城乡工业污染治理提供本土化思路。
  • 青年论坛
  • 青年论坛
    李秋祺
    2020(3): 14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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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逆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的世界主义行动亟须系统的话语支撑。然而,中国的世界主义话语面临着两大难题。对此,目前需要建构一种“可欲的”中国世界主义话语,并应遵循三个标准:“个体关涉”、国家内部“普遍性”和跨文化“普遍性”。以这三个标准为基础,可以发现中国学界建构世界主义的几条进路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矛盾。解决的关键是建构“面向国内的世界主义话语”和“面向国际的世界主义话语”这两个相互区别又共属一体的话语形式。 
  • 青年论坛
    高艺多
    2020(3): 15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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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性社会工作研究有助于专业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和文化自觉的增益与社会工作想象力的延展。当前批判性本土社会工作研究的面向主要涵括了理论论辩、问题诊断及道路建构。理论论辩依然停留于对西方理论论争的观望和重复,对诸多问题化表征进行判断的国际比较对话和戳穿问题本质的能力有待强化,道路设计需要拓展对策略蓝图和具体情境之间适应性的讨论。与西方社会工作批判性思维对实践理性的强调不同,基于历史、现实与情境等因素的考量,本土社会工作批判性思维应迈向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
  • 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
  • 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
    2020(3): 16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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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教”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比较重要且在当下仍然产生影响的问题。近代以来,立“名”为教、唯“名” 是举的思维方式和运作机制,始终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一大隐疾,“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 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鲁迅语)的现象也层出不穷。《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四期论坛”于2019年12月20日在上海举行。围绕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金理的新著《文学史视野中的 现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编辑部联合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邀请相关领域知名学者,以“现代名教批判”为论域,展开热烈研讨。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本刊将与 会专家观点汇集于此。因杂志篇幅有限,这里仅刊发精要,全文将以别册形式另行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