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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7): 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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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 圆桌会议
    2022(7):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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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贝克提出“风险社会”以来,风险社会及其延伸问题就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在世界格局变动与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风险持续影响下,现代风险社会正在遭遇高度的不确定性与深度的治理困境。尤其伴随着原子化的个体社会向高度连接的数字社会逐步转型,一个风险点就可能借由高度连接的社会网络,短时间内急剧扩散并形成一系列连锁风险,进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民众的幸福感与安全感。为了更好地研究和应对现代社会中的连锁风险,日前,《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举办了“风险社会中的连锁风险与治理之策”的圆桌会议,希冀深度描摹连锁风险的新型样态与生成机理,积极回应连锁风险的政策挑战与治理难题,不断完善连锁风险的修复机制与治理方案,解当下之困,防未来之危。
    张翼研究员系统梳理了复杂化现代风险的连锁性传导特征,指出其有别于传统社会风险,通常表现为“灰犀牛”或“黑天鹅”,并具有结构性、国际性、可转化性、均等性与非均等性、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建构性等鲜明特征。李迎生教授指出,时空压缩、风险叠加是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下,传统风险、新型风险、突发风险极易引发民生危机,因此需要从“强化政策托底性、构建基层风险治理长效机制、增强民众对危机的抵御和预防能力”三个方面,打造防范化解民生危机的社会政策支撑体系。陈进华教授强调“逆向思维”在连锁性风险治理中的重要性,认为“增强社会包容性、社会连接性与社会动员性”,是逆向思维转化为连锁性风险治理韧性的三大向度。黄晓春教授剖析了连锁性风险治理难题,即“看不见成效”悖论、部门整合与协同难题以及社会力量参与难题,指出未来连锁性风险治理体系的建构路径。林闽钢教授提出,随着高风险社会的来临,以政府为主导的,全要素、全链条、全过程响应的“快治理”雏形呈现,但政府与社会所构成的平衡格局也可能被打破,出现“快治理失效”问题。“快治理”要实现根本性突破,关键在于政府行政权力和社会自治能力共同推进、良性互动、相互增能。韩克庆研究员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连锁风险的生成逻辑,连锁风险可能的爆发点,以及连锁风险的社会修复机制。唐亚林教授分析了超大城市海量流动性和海量风险性下连锁风险的生成机理,强调超大城市连锁风险的治理之道在于,重走新邻里守望相助之道。赵晓航助理研究员关注连锁风险中老年慢性病患这一脆弱群体,指出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主要面临健康恶化、心理异常、照护缺位、诊疗延误等风险,需要政府、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等多部门紧密协作,从保证诊疗需求、优化为老服务能力、构建慢性病预防和诊疗体系等多个环节实施风险控制。
    ——主持人 李 梅 孙冠豪
  • 圆桌会议
    张翼
    2022(7):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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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李迎生
    2022(7):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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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陈进华
    2022(7):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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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黄晓春
    2022(7):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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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林闽钢
    2022(7):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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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韩克庆
    2022(7):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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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唐亚林
    2022(7):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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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赵晓航
    2022(7):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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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蔡拓, 张冰冰
    2022(7): 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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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受西方推崇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于近20年来世界大变局的新形势引发了诸多思考和讨论。虽然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发端于西方民主国家的互动,不过该秩序内含的扩张性和排异性推动着西方世界在冷战后力求将其扩展为全球秩序。在认知中,时常存在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相混淆的情况,但事实上二者在思想理念、相应规划上均存在差异。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于现代性规划所形成的强势决定论不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拥有明显的世界主义倾向,对和平的诉求、人权的保障以及追求世界范围内的公平正义使得该秩序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拥有源源不绝的发展动力。一方面要承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传播自由民主、市场开放、制度化安排等方面对世界起到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该秩序的干涉取向、等级思维以及自由主义内部缺陷不仅给国际社会带来破坏性影响,而且导致自身陷入危机。在全球化迅速发展、全球问题愈发严峻的今天,国家主义的思维模式注定无法获得广泛认同,以世界主义为指导,将人类视作相互依存的整体,进行平等的对话、协商与合作才是摆脱诸多困境的关键。
  • 本刊特稿
    孟雁北
    2022(7): 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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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法并未改变核心立法目标“维护市场竞争”的共识,但如何评估“竞争损害”则面临更多挑战;“促进创新”应成为反垄断法独立的立法目标之一,但需要通过完善创新抗辩制度予以更好实现;“维护公平交易”不宜成为反垄断法独立的立法目标之一,但可被“社会公共利益”目标所涵盖。因此,建议我国《反垄断法》第1条修订时增加“促进创新”但不增加“维护公平交易”的表述,且不必对我国《反垄断法》是否以及如何在立法目的条款中规定“创新”和“公平交易”的立法目标过度解读。由此,可以对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法“反什么”作出回答。
  • 本刊特稿
    薛克鹏, 赵鑫
    2022(7): 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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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为平台反垄断提出了新的技术难题,并敦促执法者反思传统经济领域反垄断的“路径依赖”,它们共同呼唤平台经济的规制理念转型。由事后规制向事前规制的管理预防化转型,由一般向个别领域的精细化转型,由静态向动态认定的灵活化转型,应成为平台规制的题中之义。但从实践来看,现有制度供给与规制理念转型的需求存在不匹配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平台反垄断规制事后向事前规制转型缺乏责任落实机制,一般化向特别化规制转型缺乏明晰义务分层,静态化向动态化规制转型缺乏科学认定方法等。为了弥合理念与制度之间的张力,应当以行政法规的方式进行专门立法,建构互联网平台的事前义务责任体系,推动事后规制向事前规制转型;为互联网平台设定基础性与裁量性结合的多层次义务群,促进一般化向特别化规制转型;加强平台分级认定标准与认定结果的动态化,推进静态化向动态化规制转型。
  • 本刊特稿
    孙晋, 王帅
    2022(7): 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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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蕴含着丰富的竞争哲理,与公平竞争休戚相关。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加强数字金融市场前置预防的风险化解能力、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是数字经济领域“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基本要义。但从实践维度来看,长期以来自上而下行政监管建构的强大制度惯性,过度强调安全忽略效率的监管标准,以及单向度的监管方式和相对封闭的应对机制,导致竞争要素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监管环节长期阙如,市场缺位、竞争漠视和部门割裂等监管困境突出。为实现资本的有序扩张,竞争要素的内嵌必不可少,目标多元平衡、主体多方参与、手段多样整合和效果多层保障的监管改革亟待推进,有效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融合式监管体系应得以确立。
  • 学术争鸣
  • 学术争鸣
    彭兰
    2022(7): 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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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怎么定义元宇宙,对它的发展走向及影响的研究,离不开对用户近期及远期需求和行为的分析,我们需要从用户角度思考元宇宙之路的近虑与远忧。从人的“生理带宽”角度来看,元宇宙中的各类应用如何争夺人们有限的时间和注意力是一个当下挑战,但未来我们则要担心元宇宙应用占据了过多的“生理带宽”。从社交角度看,元宇宙应用能否呼应社交需求摇摆的节奏,能否帮助用户实现连接与反连接之间的平衡,既关乎它自身的发展空间,也关乎人的社交质量甚至生存质量。从化身角度看,元宇宙应用将进一步推动人的化身实践与化身满足,但由此也会带来化身管理负担、虚拟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冲突等问题。从体验角度看,元宇宙相关技术将带来沉浸式的感官体验,也会增加人们在新体验中的沉迷,沉浸式体验是否会成为一个将人吞噬的“黑洞”,这不仅影响元宇宙的未来,也影响人类的未来。
  • 学术争鸣
    释启鹏
    2022(7): 8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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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兴起的“因果推论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人们对于“科学”“因果”等概念的认知。基于反事实因果观的控制性比较以自然科学的逻辑研究社会现实,很容易在追逐精致研究设计中陷入方法论至上主义的误区,这隐然对新兴的历史政治学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社会世界的特殊性在于其建构性,社会科学由“心”驱动这一事实既是其相较于自然科学的关键差异,也是其优势所在。基于这样的总体认知,我们可以在实证主义之外赋予“讲故事”以因果性,即把传统的历史叙述建立在律则论因果观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历史性因果叙述”。历史性因果叙述关注研究对象在具有本体属性的历史进程中是如何被塑造以及自我塑造的,研究者可以借此完成理论对话、假设检验并进一步探求因果规律,进而实现历史政治学“以史为鉴”的目的。
  • 学术争鸣
    仇叶
    2022(7): 9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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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查制度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深度嵌入在公共政策的层级结构中,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政策层级统筹机制。这决定了督查的复杂性,它需要同时将领导意图与政策执行规律作为标尺,以有效的问题甄别为载体推动政策层级间的互动与沟通。督查的双向性与问题甄别的精准性构成了督查统筹政策层级的基本条件。当前督查实践日益背离政策执行的客观规律与一线场域,呈现出单向度的特征,并导致其问题甄别能力下降。督查以问题为载体析出的政策规则、权责关系、信息反馈体系均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增加了政策层级间沟通与协调的成本,带来了严重后果。这表明,督查制度必须处理好与政策层级体系的关系,重视政策执行规律与一线信息的重要性,建立更加合理的工作模式与精准的问题识别机制,真正服务于公共政策的层级统筹。
  • 思想与文明
  • 思想与文明
    王凤才, 何佳佳
    2022(7): 10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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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瑞吉立足于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诠释全球政治经济中心从北美向东亚的转移,考察资本主义世界霸权的三次转移/更迭,进而对现代世界体系的转移进程,以及“美国新世纪计划”进行重构;尤其是在三时段坐标中讨论东亚的浮沉与复兴,分析东亚复兴语境下的中国“自然发展”道路,凸显了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其确信中国有自己健全的市场经济传统,驳斥了将中国经济奇迹视为新自由主义“成就”的做法。阿瑞吉对资本主义发展史、东亚经济模式的独特性,以及中国发展道路如何可能实现斯密理想型的“自然进展”的深刻剖析,尽管并不完美,但对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依然具有建设性意义。
  • 思想与文明
    杨向荣, 雷云茜
    2022(7): 11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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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心的《从前慢》不仅是一个怀旧文本,同时也是一个“慢速审美”生存的镜像文本。当下《从前慢》以二次创作的方式被广泛热议,诗中的“慢记忆”书写隐喻了一种“慢速审美”理念,表达了现代人对加速现代性文化镜像的回应和反思。“慢速生活”和“慢速美学”观念为对抗竞速文化下的新异化提供了一种美学反思路径。现代人提倡慢速的生活态度,呼吁走向“慢速美学”或“慢速审美现代性”,正反映出竞速时代的审美救赎诉求。
  • 思想与文明
    路强
    2022(7): 12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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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VR技术产生以前,数字虚拟世界中的“杀戮”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得到足够完备的伦理辩护的,然而越来越拟真的数字虚拟世界给人类带来越来越真切的体验,使得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伦理边界变得不那么清晰,从而对传统的伦理系统与道德习俗形成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字技术不仅让人具有了一个数字化的“虚体”,而且还让这个“虚体”与现实的身体“合体”为一个完整的身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虚体具有现实的道德地位。而虚体的道德觉醒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数字虚拟世界中伦理的边界依旧必须以生命体验与生活共在为基础。虚拟世界需要同现实世界以相互融合的方式来构筑起适合于数字时代的伦理底色与道德标识。
  • 思想与文明
    段世磊
    2022(7): 13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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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御宅族”的二次元想象与京都学派世界史哲学家的政治想象本质上是相同的。两者都建立在一种有利于历史相对主义发展的前现代土壤之上,模糊地处理历史起源的问题,将现在的每时每刻都非历史性地加以绝对化。结果,不仅日本昭和战争时期与更早时期的历史传统之间出现巨大的时间裂缝,就连昭和初期与昭和末期之间也发生了绝对的历史断裂。而填补其间空白的却分别是昭和战争时期世界史叙事空间中知识分子所谓的“道德能量”、昭和末期二次元空间中御宅族的情感“羁绊”,这进一步加剧了现代日本的历史虚无主义。
  • 人文
  • 人文
    刘晓峰
    2022(7): 13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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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古代社会存在的思想逻辑,不割裂古人的世界结构,用古人的眼睛看世界、理解世界,接受在假想和虚构的知识基础上再生产的文化历史为自己历史的一部分,是真正进入并理解古代世界的前提条件。从《广异记·唐参军》中的狐精复仇故事的内在逻辑出发,可探析古代中国世界的人域、妖域、神域之间的边界与秩序。与今天科学审视下的世界不同,这个古代世界是一个有天意、有情、有心的世界,是按照人的思想和逻辑安排得井然有序的世界。有关它的诸多想象虽不是真实的实在,但在这些想象和认识的基础上所构建的巨大的精神世界却是实在的,并一直对古代社会发挥着作用和影响。
  • 人文
    苏筱
    2022(7): 14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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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数字媒介的发展,妖怪文化在互联网世界中的新形态和新特征,正日益成为妖怪学研究的新领域。流传千年的妖怪文化,既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常与非常”的文化心理结构,也为当代妖怪文化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丰富资源。在妖怪文化与大众传播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有两个现象值得重点关注:一是传统妖怪文化的数字再生,主要表现为传播路径的多媒体扩散、全民参与的内容生产、网络社区的部落化重组;二是中日妖怪学的持续对话,双方基于妖怪学的核心概念形成了三个基本议题,即神明与妖怪的转化关系、妖怪和鬼魂的区分标准、怨灵成神的晋升机制。中国妖怪学的持续发展,有助于促进跨文化的学术交流,并推动中国传统文化、流行文化走向世界。
  • 人文
    葛亮
    2022(7): 15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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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写作群体因所处人文环境的典型性、自足性,及思维方式的独特养成,而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切片”。观察这一写作群体的写作取材、叙事手法及审美形式等方面,可见出其对于不同话语空间的思辨及反拨,而这一点也成为穿刺当下学者小说体系的窥口。从戴维·洛奇、索尔·贝娄、约翰·威廉斯等学者作家的经典小说文本及笔者自身的创作经验中得出,学者小说的“空间观”主要体现在学院空间与他性空间的话语关涉、小说叙事的互文性转化与空间流动等方面。这一“空间观”及其所伴生的历史沉淀、价值观厘定和文化主体重认,对于探讨学院派创意写作的发展具有一定启示。
  • 人文
    朱军
    2022(7): 16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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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二元对立的视野诠释“五四”和中国近现代史,具有一定局限性。世界文艺复兴运动从来都是“多个”的。它不仅包括不同国家对现代性道路的多元诠释,也体现了现代转型内部复线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构造。1930年代以后围绕“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与论争中,一条被忽视的线索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被理解为“一开始就是具有左翼倾向的运动”。在此视野下,中国的文艺复兴汲取世界各民族国家特别是俄国的文学经典与革命能量,比照被压迫民族重获新生的道路,再造“青春中国”,并被投射于从“人与世界的发现”到“民族的再生”乃至“世界的再造”过程,由此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内涵和历史动能。文艺复兴与民族复兴互为表里,成为中国左翼运动的重要贡献。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为“互不兼容的规划”因此是值得商榷的理解。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体现了超越“现代化”,走向“化现代”的努力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