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在中国迈向消除贫困这一伟大理想的征程中，农村状况的改善成为关键性环节。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教育在农村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可持续性作用，乡村教育蓬勃发展是百年来中国乡村教育建设者和实践者的共同愿望。在中国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如何从百年乡村教育发展的峥嵘历程中吸取历史经验？怎样把握乡村教育中作为精神内核的乡村文化因素？当前的城乡教育差异背景下乡村教育发展存在哪些新面向？怎样持续深化改革使得乡村青少年享有更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权利？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联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中国乡村教育百年：历史与未来”研讨会，试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立足中国新发展格局和乡村特色，对乡村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展开建设性反思，建构具有“本土特色”“本土风格”“本土气度”的中国乡村教育原创理论和话语体系，推进乡村教育领域的思想争鸣，探索乡村教育未来的发展道路。
邬志辉教授指出，中国乡村教育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教育领域内突出表现为城乡教育质量的差异，应该通过重建乡村学校与当地社区、环境这一大生态系统的关系来提高乡村教育质量，重新焕发乡村教育的生机与活力。李春玲教授认为，当前我国教育发展迈入新阶段、开启新征程，乡村教育需要直面挑战以满足乡村民众不断升级的教育需求，以多元化、多层次、多功能、多方式的教育模式满足差异化需求，建立高质量的乡村教育体系，让更多农村子弟也能享有高质量的公平教育。孙杰远教授认为，发展乡村教育首先要探明乡村教育的文化选择，人才培养通过文化介质得以实现，同时乡村教育本身具有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本价值，乡村教育的文化性深层地决定着乡村教育育人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实现。刘铁芳教授提出，乡村教育的基本精神应包含乡村性、教育性、文化性三个层面，乡村性指乡村教育应立足乡村本身，教育性指向乡村教育区别于城市教育的自身体系模式，文化性则指向乡村教育所联结的民族文化之根，三大基本精神最终指向乡村少年的健全成人。刘云杉教授认为，面对乡村教育作为上升阶梯的功能性扭曲和年轻人在城乡之间身份位置的尴尬等问题，需要关注农家子弟的现实处境，使他们的愿望和能量能够在基层社会获得释放和实现。冯建军教授指出，当前城乡教育一体化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即从注重“同一性”到注重“差异性”，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基础上，坚持发展城市和乡村教育的各自优势与特色，实现城乡教育之间的融合发展。周勇教授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教育领域诸多乡村教育运动的具体事务承担者长期受到忽视，今日教育学界应重视研究那些离开都市、真正深入地方、努力发展乡村教育的边缘教育学者。林小英副教授认为，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逐步形成了“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这个体制指明了发展乡村教育的责任主体和资源来源，但也面临复杂困境。当前需要基于县域教育的总体性特征，使其找回自身主体性位置，避免县域教育成为教育改革中的“他者”。李涛教授指出，未来农村教育概念将突破“地域空间”“服务群体”“教育功能”和“学校教育”边界，嬗变为一种“价值论”取向的高质量平民主义教育概念，从而服务于更广泛的人民群体，共同创造未来美好生活。
——主持人 杨义成 屠毅力
新文化运动时期，“新人”即“新青年”，“新人”的抽象普遍性由“新青年”的革命性所激活、再造和现实化；“新青年”与“新人”的辩证法得以生成，这既是主体性生产的辩证法，也是创造新政治的辩证法。在革命年代，“新青年”与“新人”的辩证法表现为先锋队与主力军的关系；改革初期以来，二者的典型形象分别蜕变为消费者和生产者，昭示着“新青年”与“新人”辩证法的转变。在“中国道路”的新时势中，当代青年再次展现出清晰的主体性，他们拥有强烈的劳动者意识、国族意识和文明意识，标志着“新青年”与“新人”辩证法的再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