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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 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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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 圆桌会议
    2022(10):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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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了镜像城市、广普城市的迷失后,中国的城市叙事逐渐将目光投向“内心”,即从他城走向“我城”,在寻常巷陌的烟火气中诉说城市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这种城市叙事方式的回归,表面上是城市语法重组和形象再造,背后是欲望与记忆的重组,也是伦理和意义的坚守,更是对城市权利的尊重和体认。城市是“流动而矛盾的整体”,城市叙事中那些“可能和不可能”令置身其中的每个人沉迷;城市叙事又如同危机时刻的舟楫,正是在“接近城市生活的危机时刻”,城市叙事成为“城市的中心生长出来的一个梦想”;更多时候,它又是在日常的“流溯”中倒退着指向未来,它发明传统、再造文脉,最终是“在未来建立信任和社会凝聚力”,面向未来寻找理想的栖居之所。为打开这一话题,《探索与争鸣》约请文学、文化、影视、传播等领域专家,于日前召开“城市叙事与当代城市形象更新”研讨会,共同探讨城市叙事中的传统与新变、空间语法与情感地理、创伤与修复等问题。
    傅修延教授指出,叙事包含“讲”和“做”两个层面,对城市历史的讲述可以影响人们的作为而让城市的明天变得更加美好,因此,城市叙事在回归多维度、多侧面的同时,也应关注那些面向未来的叙事。刘勇教授认为,城市真正的变化在于它的结构、内涵和文化,而这些内在变化实际上是通过一座城市的市民文化体现出来的。中国的都市从乡村而来,城乡的互动产生了中国现代都市特殊的市民意识和市民文化,也由此产生了中国现代城乡融合的文学文本。王一川教授提出,近十年来中国的影视作品中出现了一种“流溯”的现代性影像:既追求向前流动的生活,同时又有意识地向后溯洄,使得求新求奇与回溯往昔传统之间紧密交融,由此打开了“流动的现代性”在中国城市生活中的独特景观,即流溯的现代性。陆扬教授指出,城市未必是秩序的象征,它同样也带来恐惧和创伤,对城市创伤的修复需要走出“广普城市”,而重申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是避免广普城市之精神贫瘠的有效路径。王宏图教授从叙事模态的视角分析,在当下“我城”叙事文本中,对人物内在意绪情态及相互间精神对话的展示显著增加,而先前占据显要位置的人物间对话则大幅度缩减,应注意在提升文本“精神对话”权重的同时,兼顾外部世界的生动展示。包亚明教授从现代性的城市叙事与城市困境入手,提出不确定年代的城市叙事何为的问题,进而表达城市叙事是泥沙俱下的文明的完整摘录,是“我依然相信我们的城市”,“我们从未想过离开这里”这一诗性表白。孙玮教授指出,城市叙事之最新媒介发展即数据库—可导航空间的超叙事,由此产生的城市形象从大众媒介主导生产的封闭式的静态线性文本,转化为大众为主体创造的开放式的动态实践文本,两种叙事之间相互吸纳融合,创造出崭新状态。何言宏教授从Z世代文学中的城市叙事出发,指出城市形象由五四时期的“S城”到当前Z世代文学中的“Z城”的重要演变轨迹,认为Z世代文学要想真正走进城市、超越“Z城”,所要克服的正是他们自身的“浅表性”主体。潘霁教授考察了数字技术介入下当代城市叙事的新面貌——城市及其叙事的立体实时重组,城市与地方、个人关系的动态组合等,由此揭示出数字时代城市叙事及城市形象的新的趋向与可能。
    ——主持人 叶祝弟 屠毅力
  • 圆桌会议
    傅修延
    2022(10):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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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刘勇
    2022(10):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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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王一川
    2022(10):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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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陆扬
    2022(10):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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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王宏图
    2022(10):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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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包亚明
    2022(10):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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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孙玮
    2022(10):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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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何言宏
    2022(10):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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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圆桌会议
    潘霁
    2022(10):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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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特稿
  • 本刊特稿
    赵可金, 史艳
    2022(10): 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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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治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迄今为止,关于美国政治变化的主流看法是美国日益陷入政治极化,呈现出否决政治的特征。事实上,美国政治的发展趋势是走向保守化而非极化,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是不同派别的保守主义信徒。保守主义的全面升温,是美国国内小环境和当今世界大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对美国政治的保守化趋势作出清醒的估计和冷静的判断,才能更好地指导对美政策制定和处理对美外交,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 本刊特稿
    郑戈
    2022(10): 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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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最高法院于2022年6月24日公布了多布斯诉杰克逊女性健康组织案的判决,这是美国宪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一判决推翻了1973年罗伊案先例,否认女性选择人工流产的自由属于宪法基本权利,从而将立法规制人工流产的权力还给了各州。人工流产问题不仅涉及性别平等、女性生育自由和两性关系中的隐私等重要宪法问题,还是撕裂美国社会的“文化战争”中的核心议题之一。理解从罗伊案到多布斯案近半个世纪围绕人工流产问题而展开的道德争议、法律诉讼和政治斗争,对于理解美国国内政治的基本走势和未来方向均有重要意义。同时,英国1967年《人工流产法》所确立的专业主义的制度设计可以作为一个对照物,帮助我们理解制度设计的另一种(或许是更好的)可能性。这对于思考我国相关问题也有一定启发意义。

  • 本刊特稿
    左亦鲁
    2022(10): 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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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的罗伊案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宪法遗产之一。美国最高法院于2022年的多布斯案中将罗伊案所确立的堕胎权推翻,其影响可从三个维度展开分析。第一,在推理和理论上,多布斯案并未跳出过去的争论:自由派主要基于隐私、自由和平等三大价值,保守派则主张宪法文本基础、联邦制与三权分立以及生命权。第二,从反思最高法院的角色和功能出发,“政治化”是比“保守化”更好的概念,因为它可以识别美国司法审查今日问题的起点,并有助于诊断其深层病因。第三,从美国宪法和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判决于里根政体末期的多布斯案很可能就此催生出一个新的政体。在此意义上,称之为美国“五十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为过。

  • 学术争鸣
  • 学术争鸣
    邓晓芒
    2022(10): 6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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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将当代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作为自己的重要主题,但他的思路是首先确定语言本身的本体论意义,在此基础上再去规定语言本身的功能和作用,这就仍然局限于传统形而上学“真理与方法”的套路。语言本身尽管被他置于“对话”的历史语境中,最终却免不了成为依赖于存在论(本体论或“是论”)的一种普遍“陈述”的方法,语言被压缩在某种(哪怕是扩展了的)认识论视域里,而将其中的非逻辑功能(命令和感叹、诗化功能)都化解为对“真理”的各种陈述了,这就堵塞了语言学转向通往某种“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之路。但伽达默尔毕竟意识到语言的逻辑功能与非逻辑功能有必要统一起来,为此他诉之于修辞学和隐喻在诠释学中的枢纽作用,这就打开了一扇窥视语言学之后的窗户。但可惜这种作用在他看来只能是辩护性和普及性的,而未看到隐喻和修辞是语言最内在的本质结构,即“自否定”结构。他由此而错失了突破传统形而上学存在论的良机。真正的突破恐怕只有同时考虑到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非存在论的隐喻模式才有希望完成。
  • 学术争鸣
    桂起权, 黄海
    2022(10): 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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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分析哲学家戴维森的“三角测量”理论出发,多视角地透视阐释学中文本、原作者、解读者三方关系,就能克服主观片面性,在主体间达成共识,从而实现“视域融合”。 对自然文本(世界)进行多视角的透视,则每一种视角都通过各自独特的语言来表述,不同语言之间,可以互为文本和解读者,相互翻译,相互转换。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基本精神,是追求宇宙的数学和谐性的思想,它能成功地引导科学家使用数学语言来刻画物理世界的内在奥秘。当今流行的“计算主义”可以同它互为文本与解读者。按照系统科学模式重新理解的目的论自然观,能提供生命世界、人工生命乃至自组织的宇宙的合理解释。毕达哥拉斯主义、计算主义与包含“程序自动化”的新目的论自然观的视域融合,将实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阐释学统一性”。

  • 学术争鸣
    李昕桐
    2022(10): 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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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是以实践为基点的诠释场域,它以实践的历史辩证性进入“抽象理论与具体现实”的诠释循环,以公共诠释和诠释的有效性探寻诠释的真理性问题。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重新解读,也是对诠释学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推进。通过马克思“实践”的历史超越性内涵和与西方诠释学富有成效的对话,可以建构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即通过诠释基点、诠释循环和诠释真理三个方面,来论证“马克思实践诠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
  • 社会与文明
  • 社会与文明
    陈忠
    2022(10): 9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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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性是人类的重要追求,不确定是确定性的土壤和家园。城市始终游走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一方面,人们进入城市是为了更好的生活,通过城市发展、城市更新,人们获得了更多、更为综合的确定性;另一方面,城市又始终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既有来自外部自然的灾难、风险,也有来自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文化观念等方面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在时间与空间、速度与尺度、对象与感知的统一中,城市化既是一个确定性增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不确定性增长的过程。城市社会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有:生态与存在维度的不确定性、传承与秩序维度的不确定性、发展与进步维度的不确定性、情感与意义维度的不确定性。治理理念不尽合理、治理体系不尽完善、治理行为不尽规范,是城市社会不确定性增强的重要原因。民生与发展、科学与专业、弹性与张力,是现代城市治理需要坚守的基本原则。树立具有不确定性底蕴的治理观念、治理体系,尊重、包容多样主体的自组织创新,对于城市社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具有路径意义。
  • 社会与文明
    任海涛
    2022(10): 10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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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确定性时代的社会风险日益复杂化、严峻化,因此培养社会公众形成确定性的法治思维以应对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法治教育是形塑法治思维的重要途径,法治思维也构成了法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不确定性时代,公众法治教育面临困境,主要包括不确定性时代的技术风险、紧急权力、立法供给对公众法治教育的挑战。公众法治教育困境的根源包括重视不足、形式固化、理念滞后、教育内容与不确定性时代的背景相脱节以及未考虑不确定性时代教育对象的特殊性等。对此,需要健全专业化的普法教育体制,建构内容完备且分层次的全民法治教育体系,建立相关社会协调机制,以及通过对全体社会公众及党员干部进行法治教育等多维举措,提升全社会的法治思维。

  • 社会与文明
    李干, 董保华
    2022(10): 11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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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自21世纪以来,此项工作的重点发生了从劳动关系“底部”“提低”到社会法“底部”“脱贫保底”的转变。在脱贫攻坚已取得全面胜利、我国迈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有必要重新反思前一时期强化劳动关系“提低”特定话术的来源与本质,从社会法“底部”出发,检视劳动关系“提低”的效果以及特定话术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未来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例,须妥善处理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关系:一方面谨防非市场性“提低”在用工端与就业端的挤压效应,另一方面通过就业市场的扩容提质深挖市场性“提低”的潜力,在发展与可持续的前提下,同步实现两种“底部”收入的巩固提高。

  • 社会与文明
    尹秋玲
    2022(10): 12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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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发展的视角出发,在产业转型升级、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国家大力扶持职业教育且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不断提升的宏观背景下,并不能一味将职业教育视为底层复制工具,相反它可以通过学校再造、就业分层积极推动农二代新阶层的孵化与生产。学校再造是职业教育阶层的孵化机制,它通过职业技能赋予、社会关系重构、职业素养和价值观培育将农二代孵化为产业工人后备军;就业分层产生了职业教育阶层生产结果,以农二代为主的职校生会分化为新型产业工人、现代服务人员、现代职业农民,这新三大阶层将代替传统农民成为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底。这表明新时期职业教育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有充分的发展意义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积极作用。未来国家应深化职教改革,以发展职业教育为路径,形塑更加稳健的社会阶层结构。

  • 经济与文明
  • 经济与文明
    莫志宏, 张曙光
    2022(10): 13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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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经济学中的市场概念派生于其基础概念——最大化理性人。最大化理性人在性质上是一个非社会、非道德的概念。这个看似中性的理论概念就像一副遮光的滤镜,它使得理论家无法看清本来经过提示就能够在日常中看到的这个基本的事实——市场实践是个体在人际间的展开,市场竞争是竞争规则对于个体的筛选。事实上,市场经济到底趋向于文明化还是趋向于野蛮化,直接取决于其中的实践者在多大程度上对于自己实践的内在道德性有所自觉。而这首先要求在认识上必须根本摆脱孤立个体的决策理性的视角,并转向人际间的视角,以及认识到主流经济学把市场实践还原到个体的最大化决策理性的做法是错误的。
  • 技术与文明
  • 技术与文明
    邓天白
    2022(10): 14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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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媒城市”作为智能化的媒体城市,是人类与城市之间中介化、智能化传播关系的体现。当前,主宰着现代性的技术自治模式与人们身体内部的主体模式之间,呈现出界限消弭、动态融合,而体验与现实又日趋分离的状态。随着城市传播领域对身体议题的召回,重新建立身体与空间的感性连接成为一个重要面向。我们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及麦奎尔的“关联空间”驱动下提出“人机共生的关联城市生态系统”概念,即营造一个人机共生、智能化关联,具有技术、自然与人文“可供性”的“城市生态系统”。智能时代的“融合革命”在整合了多重感官智能身体的同时,人自身所引发的技术反制也要求人重新确立自我的主体地位,消解技术异化,实现城市智媒及其数字系统的自然生态化、人文生态化以及“具身公共性”,并以道德和审美、物质与人文的和谐统一来实现后现代具有文化归属感的“城市家园”建设。
  • 思想与文明
  • 思想与文明
    马建标
    2022(10): 15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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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讨论了中国的“门户开放”以及英美日等列强的海军军备问题。虽然华盛顿会议集中关注“亚太问题”,却把新兴的苏联排斥在外。然而,由于便利的地缘政治因素,俄国一直对东亚国际事务拥有巨大的军事政治影响力。在苏联政府看来,由英美日主导创建的东亚新秩序——华盛顿体系,就是把苏联作为“假想敌”。这加剧了苏联与华盛顿体系下列强的敌意关系,进而刺激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重新发现“东方”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价值。正是在此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开始主动地介入中国事务,推动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及同年的中苏建交。这些政治条件为1925年的五卅反帝运动提供了应有的政治支援。
  • 青年论坛
  • 青年论坛
    郝诗楠, 李明炎
    2022(10): 16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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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式治理与常规化治理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相反,运动式治理在当下更接近于一种技术化、针对某种特定任务的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包含三重机制:一是触发机制,即压力型体制将中央(或上级)的要求与目标传导至地方(或下级),进而改变了地方(下级)政府的注意力分配结构并产生了一种“速效逻辑”;二是运行机制,即运动式治理围绕着定向资源动员而展开,它仰赖于高层权力再分配与集权的组织保障,也需要通过准军事化话语来营造适宜的“氛围”,但其对于民意的需求相对较弱;三是维持机制,尽管运动式治理存在局限,但一方面运动式治理确实能够在资源不足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对清除“存量”产生明显效果,另一方面又能够在压力型体制下助力地方政府回应内外压力。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在“去存量”方面具有适用性,且符合中国当前的国家治理环境,因此它不会被轻易摒弃。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与常规化治理等工具通过相互配合形成协同效应,共同构成我国多元化的国家治理工具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