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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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全文

《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5期全文

2022(5): 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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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心态秩序：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与文明新形态的形塑（阎云翔，高瑞泉，孙抱弘，文军，何雪松，王小章，项飙）

2022(5):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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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对其经历的历史性大变革的反思中，首次提出要关注生态秩序、社会秩序之外的“心态秩序”。步入2022年，随着外部世界冲突的加剧以及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人类文明、经济格局、社会秩序都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在三大秩序中富有内核意义的心态秩序，怎样更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怎样更有助开创“文明新形态”的新篇章？日前，《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理工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联合召开“心态秩序：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与文明新形态的形塑”的圆桌会议，希冀在个体化进程、现代性转型与新技术革命的视域下，更好地把握心态秩序的内涵与形态，洞悉心态秩序的张力与机理，捕获心态秩序的内核与走向。

阎云翔教授认为，对于多样化的承认和多元化的尊重，是建立良好心态秩序的基础。不同个体多元化的价值观与多样化的行为方式之间必然会产生张力，这种张力的弥合可以在个体化的进程中找寻答案。高瑞泉教授指出，国人的心态总体上是积极进取的、追求变革、外向的，与中国动力式文明的历史相契合。从20 世纪初陷入“失序的焦虑”，到20世纪末以来面对“重建秩序的张力”，在外向的进取心与整体向后转的心态中，寻找现时代的“中行”之道，是动力式文明社会心态渐趋成熟的标志。孙抱弘研究员提出，人类心序的演进是一个不断告别旧文明，开创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个体的心态往往会受到群体心态的裹挟而发生异化。面对群体心态的失序，要警惕群体自恋、倡导群体自省，从思维方式、文化基因、文化传承、制度安排四个方面走向成熟理性。文军教授认为，“心态秩序”与“生态秩序”“社会秩序”三位一体，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良性运行。随着全球流动性的增大与风险周期规律的紊乱，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求确定性，也是在发展的不确定性中维系良好的“心态秩序”的有效手段。何雪松教授认为，社会团结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心灵基础，心态秩序有结构、认知、治理三种面向，在社会“生态”不断分化的格局下实现“心态”层面的整合，尤其要在尊重个人权利和社会多样性的基础上形成“多元一体”的社会团结图景。王小章教授指出，现代性的演进使人们无可选择地置身于“陌生人命运共同体”之中。从“祸福一体”走向“祸福同当”，从客观上的“同命运”迈向主观精神上的“共命运”，关键取决于对个体权利的关切和追求，以及对他人权利的承认和尊重。项飙教授指出，复杂的世界未必导致心态的紊乱，世事的多变也不必然导致意义的缺失。面对“安身立命”这样大众真实、迫切的诉求，学术研究需要落实到个人命运的层面。尤其当瘟疫、战争、饥饿、天灾等卷土重来，生活意义的构造须回归“常识社会学/人类学”。
——主持人　李　梅　孙冠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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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多元化：心态秩序与中国式现代化

阎云翔

2022(5):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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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动力式文明的秩序焦虑与社会心态

高瑞泉

2022(5):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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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个体—群体心序与文明的演进

孙抱弘

2022(5):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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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发展的不确定性与心态秩序的维系

文军

2022(5):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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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结构、认知与治理：心态秩序的三个面向

何雪松

2022(5):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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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陌生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与“权利边界”

王小章

2022(5):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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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会议

生活意义的构造须回归 “常识社会学 / 人类学”

项飙

2022(5):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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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当代家国关系再反思|浪漫想象：家哲学与家国同构的解释遗阙

任剑涛

2022(5): 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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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又一次成为一个学术热点。人们不仅将家视为中西思想分野的焦点，而且认为家构成中国社会与国家的基本支点。因此，家似乎再次成为中国社会与国家重建的根本着力点。这样的论述，多建立在对家的哲学提纯上面：在古典意义上，家在社会领域是尊尊亲亲的伦理载体，在国家领域是博施济众的仁政依托；在现代意义上，家在社会领域是感情的寄托，在国家领域是亲民政治的依据。理想之家的超验哲学论述为其提供了正当性证明。但在经验之家中，这些提纯了的理想之家却与之发生显著疏离：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每一个体如何得到尊重，并以之维系家庭亲情，是一个严峻挑战；作为国家建构的家国同构原理，在现代初期已经被证明不可行，家国分立已经是一个现代基本原则。家的社会功能应受高度重视，家的国家功能应当自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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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当代家国关系再反思|家－国之结与家哲学的黯淡前景

谭安奎

2022(5): 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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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理论一直以政治观念塑造家庭想象，而不是设想从家庭延伸出政治。但个人主义的现代政治理论基于工具论的国家观让家庭完全缺席，其代价则是回避了政治社会的持续再生产问题。家所蕴含的在世代中存在的源发性经验可以为此打开本体论上的空间，但却引发了本体论与伦理学之间的张力。现代国家需要家庭发挥教化之功，乃是以家庭的中心从纵向的世代关系转向横向的夫妻关系为前提的，此时，作为人为产物的家庭为我们提供了把国家理解为建构性政治共同体的伦理范式。但以横向关系为中心的家庭观，恰恰又意味着现代政治在本体论上的无根性。家国关系在功能、本体、伦理维度间的复杂纠缠，预示了家哲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黯淡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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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当代家国关系再反思|从“双减”看家国关系之变动——兼评家国同构说

李风华, 喻冰

2022(5): 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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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矫正学科培训的市场失灵，实质性地保障了未成年人的成长权利，是一项重大的社会福利改进。其成功秘诀在于，它介入并调整儿童、家庭、机构、学校和政府之间的群己权界。“双减”政策代表了当代中国家国关系的一大变动，它表明，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后的家国分离，国家再次介入家庭，其基本背景是家庭无力履行充分的人口再生产职能。家国同构说的兴起反映了一部分人试图拯救家庭功能萎缩的复古愿望，但从根本上讲，它不足以适应当代中国的家国关系，也误解了整个社会的群己关系。理想意义上的家国关系应当是家国互嵌，它坚持人身多级所有权，实施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介入，并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境而采取适当的权利嵌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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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哲学教育”论辩|哲学教育的困境与路径——兼与杨国荣教授商榷

尚杰

2022(5): 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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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教育应该避免“规训化”和一味传授哲学知识，重视培养学生对思想的惊讶能力以及对于惯常知识的反思批判能力，使学生能够自主地提出和回答活生生的思想问题。这种思想能力的培养应从基础教育做起，中学阶段应增设哲学课，使学生有阅读哲学经典著作的机会。哲学教育的目标，在于使学生具有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要改革不利于创造性思维的种种制度束缚，改变哲学教育中过度程序化的僵化机制，在听说读写方面全面提升学生的哲学素养。哲学教育的希望在于哲学教师要具有并且教会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要注意貌似相似的思想之间的差异，而不应止步于泛泛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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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哲学教育”论辩|如何理解哲学教育——简答尚杰教授

杨国荣

2022(5): 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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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大学的教育系统相关，哲学作为学科有其知识性的一面，承认这一点，是对哲学在历史衍化过程中形成的现实形态的确认。按其实质，学科性与知识性、规范性无法相分，在一定意义上，掌握哲学领域的知识的过程，也是经受哲学思维训练的过程，无论从哲学之为哲学的本然形态看，还是就哲学的学科意义而言，把握它与其他思想的区分的独特之点，难以离开其知识系统及相应的学科“规范”。哲学的起源既与思想的惊异相关，也涉及对现实的忧患，与之相应，哲学的教育不能仅仅从引发惊讶感或启发惊讶能力入手，而应同时引导学生注重现实存在，并从价值层面关切人类命运。进一步看，谈哲学教育，不能仅仅讲批判性，而是需要同时从创造性、建设性方面加以引导。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哲学教育与一般教育之辩，折射了哲学问题与日常问题的关系。哲学所面对的，首先是现实世界中活生生的问题。哲学教育旨在引导人们基于人类文明衍化所凝结的成果（包括各种形态的知识成果），创造性地解决内在于现实存在和生活世界中的多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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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中国阐释学之“中国性”——就跨学科问题与张江教授商榷

张珣

2022(5): 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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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教授的《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若干难题》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中国阐释学的发展方向，令人受益匪浅。但在现代阐释学“学科思维”的框架下讨论跨学科，事实上难以避免依循西方的范式、逻辑和理论框架。阐释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将从不自觉地偏向“给中国阐释实践注入现代学科元素”，最终转向“西方阐释学的中国发展”。而建设“中国阐释学”，应以建构和确立“中国性”为宗旨，指明民族特征，宣示民族身份。作为“阐释主体”的中国，可以传统阐释实践的“无学科性”和“模糊性”独立于西方阐释理论之外；作为“被阐释之客体”的中国，可以通过向汉学领域的跨越来确认“中国”概念，使用自身身份与西方达成“身份共识”，从而来构建理论沟通的基础，使中国阐释理论进入现代阐释理论体系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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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文明

从转轨到并轨：超大规模二元体制经济学的内在体系

周天勇

2022(5): 8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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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由计划向市场长周期转轨的渐进改革的二元体制经济体，目前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二元体制扭曲，由于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难以准确刻画过去经济增长的来源，有必要重新反思经济奇迹的内在逻辑，梳理超大规模二元体制经济学的内在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义技术进步TFP年均增长至多为1%，而体制改革TFP却带来了71%的GDP增长。这来源于要素市场化配置对生产率的提高和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其中，土地资产化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成为1978年以来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最大动能。对于未来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内在的因果推动关系，梳理改革的阶段逻辑、内容逻辑和行动逻辑，同时考虑到二元经济体制的特长周期，体制改革释放体制扭曲所禁锢的增长潜能的特性，以及体制扭曲差值等数理联系逻辑，可以构建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内在数理关系的仿真模型。推演的基本结果是：如果进行大力度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在坚持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前提下，进一步实施城镇住房和农村宅基地资产化改革、调节水资源分布、增加可利用土地等，在2035年前经济增长速度可以稳定和支撑在年平均5%~6%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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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文明

“一揽子交易”为何难以达成“最佳共识”——多边国际造法的实践难题

赵骏, 孟令浩

2022(5): 10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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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谈判中，“一揽子交易”是一种经常用来促成妥协和达成共识的谈判方法。长期以来，“一揽子交易”在国际造法中被普遍运用，彰显出强大的制度价值与内在生命力。国际造法中的“一揽子交易”既对条约起到积极的塑造作用，能够维护条约的稳定性、完整性并影响条约的解释与适用，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条约的模糊性，容易引发国际争端以及阻碍条约的渐进发展。总体来看，“一揽子交易”虽然不是国际造法的最佳状态，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关系背景下是比较可行且值得推崇的国际造法方式，体现了互谅互让的国际合作原则与协商一致的精神。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一揽子交易”对中国参与国际造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能够促进中国的主张融入国际法体系和助力中国开展国际斗争与合作，不过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其可能给中国权益带来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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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数字社会的思维转型与法治根基——以个人信息保护为中心

彭诚信

2022(5): 11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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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线下社会到数字社会的变迁，使得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对个人信息进行独立的制度设计和保护成为共识。个人信息在数字社会中兼具人格与财产双重属性，存在于其上的个人信息权表现为内含财产权益的人格权益。其中人格权益专属于个人且由其独享，财产权益则可由信息处理者与个人共享。人格权益的专属性决定了信息处理者须拥有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基础并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而对于财产权益分配，并不必然选择私法路径，通过征收数字税、设立数字基金等方式让人们获得数字红利，或许是更契合数字社会财产分配的选择。无论是传统线下社会还是数字社会，制度设计的核心追求在于实现诚信，数字社会以个人信息为载体，使人的主观诚信有了向客观诚信转化的计量可能，并由此实现数字社会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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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科学技术与机器生产对工人劳动的深刻变革——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构境

张一兵

2022(5): 12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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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的意义上，没有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关系，就不可能实现劳动者通过劳动资料塑形和构序劳动对象的劳动过程。在劳动分工中，这个劳动塑形和构序的总体功能被划分为不同的部分，分工之下新的劳动总体性是工人们手中碎片化劳动的重新结合关系。这种新的结合所赋型的总体性力量，同样不是个体劳动的直接技艺和能力，而是一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社会负熵力量。在机器化大生产中，机器将过去分散的工具整合为一个成套的系统，原先属于工人的劳动目的和上手性的直接塑形和构序对象的技能，现在转换为科学技术反向对象化中的工作机的合目的性工序和客观机械机制。科学技术的出现，应该是人对自然能动关系中的根本改变，即从劳动直接塑形和构序对象的及物性创造活动，转换为远离劳作的纯粹塑形—构序实验和理论研究的非及物科学技术发现和发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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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与文明

融合与批判：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生命政治化倾向

张肖阳, 肖巍

2022(5): 14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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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当代生命伦理学研究愈发呈现出“生命政治”化倾向，形成生命政治与生命伦理的互动。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在当代政治哲学中颇具代表性，他们对于“生命政治”的思考不仅可以弥补当代生命伦理学“权力维度”研究的不足，亦可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开拓哲学思维空间。然而，尽管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促进了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生命政治化倾向，但由于其理论和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需要在生命伦理学域内进行再批判和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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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平台建设、标准确立与观念更新——中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笔谈

陈定家, 欧阳友权, 周志雄

2022(5): 15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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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文学经过数十年快速发展，已成为当代文学中极具活力和分量的存在，但相对于繁荣的网络文学本身，网络文学评价的理论和实践却显得相对滞后。本期所刊发陈定家、欧阳友权、周志雄三位专家的笔谈分别从网站研究、艺术性维度、观念路径等不同角度聚焦中国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建构，相信对推动相关研究、讨论具有启发意义。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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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论坛

“嬉戏性”：中国当代文化想象力的转变

杨骏骁

2022(5): 16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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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普遍趋向“小器化”，也即失去了对于“现实”的超越性想象。但同时可以看到以提供替代性现实为目的之游戏文化和产业的普遍化，以及作为超越性想象文学类型的科幻文学的崛起。通过对文化和媒介状况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游戏作为一种存在方式所蕴含的“嬉戏性”逻辑，已经重新定义了“超越性”。深层性或者说结构性的超越，转变成一种以潜在为基础的超越。而作为存在模式的“嬉戏性”通过弹幕、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基础设施渗透到当代中国青年生活的所有角落，由此带来文化想象力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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