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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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2期全文

2022(2): 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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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文明重构——探索与争鸣青年学人专刊

历史与文明｜“边界”的诞生：制图技术如何塑造国家主权的领土化

于京东

2022(2):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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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9年的法国－西班牙和谈与《比利牛斯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三十年战争之后一种新的国家间关系开始在欧洲形成。它既仰赖主权原则在空间上的领土化，又实际依托于操作层面的勘界机制与制图技术。在外部，边境谈判与领土划分中伴随着军事、历史与科学地图的使用，勘界的本质就是新型权力技术所促成的法理空间分配。在内部，多元性、异质化、碎片状的土地与权利关系让位于统一、匀质的领土型权威，国土管理与区划整合的背后是中央集权的制度创新及其技术实践。在此基础上，“划界型主权”扭转了传统的教会、帝国与封建性意识，催生了空间上自成一体、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数学般精确的疆界以及中央集权的和普遍理性化的统一体，即“领土型国家”。它代表着新型的空间秩序与政治文化，不仅形塑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国际格局，而且构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外交规则及工作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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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文明重构——探索与争鸣青年学人专刊

历史与文明｜技术民族主义：源流、局限与前景

沈辛成

2022(2): 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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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民族主义原指20世纪美日科技竞争中的保护主义举措，后用于描述非西方国家以民族主义为动力的技术发展道路。此概念存在双重标准：对西方国家，它回避技术发展与民族文化的相互构建，掩盖了技术价值负载的一面；对非西方国家，它强调技术与文化的对立，含有极易引发保守和孤立的歧视性前提。人工智能领域见证了技术民族主义的新形态，即美国以文化对抗为前哨的保护主义政策。美国的信息技术深受控制文化影响，其渊源与自由主义价值观多有矛盾，所谓“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人工智能”无法成立。全球业界应多以技术问题寻求共识，而非以民族文化区别彼此，中国亦应审慎对待国内外技术民族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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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文明重构——探索与争鸣青年学人专刊

历史与文明｜全球技术史视野下的火器革命与文明动力机制

叶成城

2022(2): 3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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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命对于国家而言并非意味着简单的效率提升，更关联着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社会变迁，其文明动力机制存在复杂的多重系统效应。以18世纪前后西欧从火绳枪到燧发枪的技术改进为例，火器技术革命对于西欧的现代化构成了三方面的文明动力机制：第一，标准化生产和训练提升了国家的军事实力，使得建立常备军成为在战争中获胜的必要因素；第二，常备军的建立削弱了传统的封建结构和雇佣兵制度，在军事、组织和财政等层面强化了国家的中央权威；第三，火器革命改变了国家间的攻防成本，导致战争频率上升并加重了财政危机，从而增加了传统贵族阻碍制度变革的筹码。普鲁士的初始条件最有利于发挥技术革命带来的正外部性，同时又能有效避免其负外部性，因此最大限度地获益。而同时期的其他国家，无论是西欧的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还是东亚的清帝国，都因为缺乏有利的政治社会条件或足够的外部压力，无法将技术革命的红利最有效地转化为文明现代化的动力。近代国家在技术革命中的不同命运，为思考技术革命与国家兴衰之间复杂的文明动力机制提供了现代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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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文明重构——探索与争鸣青年学人专刊

制度与空间｜建筑物的符号化地图与权利秩序——宅基地测量与不动产登记中的乡村空间现代性

王涛

2022(2): 5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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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农村实施的宅基地测量与不动产登记工作是一种实现乡村空间现代性的空间治理方式。在调查区域，测量和登记时测绘员利用现代科技通过“打点”与“上图”过程对乡村人居空间实现地图上的符号化重塑，在农户实际建筑物空间秩序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测量和登记过程重构了农户实践的建筑物财产权利。同时，“庄”与“家”作为农村社会农户的日常生活空间，其空间秩序的塑造遵循着一套基于当地文化习俗与家户经济的地方知识，亦构成农户家庭实践的财产权利空间。入户过程中农户与测绘员围绕“一户一宅”和建筑物结构产生的争论，不仅表明了国家对农户建筑物空间秩序的符号化重构，重塑了农户“庄”与“家”空间的权利秩序，也反映了处于“乡土中国”与“城乡中国”张力中的农民的财产权利观念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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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文明重构——探索与争鸣青年学人专刊

制度与空间｜城市数字地图：POI数据体制与“流动空间”生产

秦兰珺

2022(2): 7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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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对城市的体验愈发被嵌入了“本地服务”和“出行导航”功能的城市数字地图所中介，但城市数字地图并非中立的工具。从POI （Point of Interest）数据体制和流动空间生产的角度分析城市数字地图对城市的表征和塑造，可以发现：一方面在地图厂商运营需求、地理媒介“定位”逻辑、现代商业主流形态的过滤下，城市数字地图忽视了位于城市“边缘”的生活形态；另一方面，在POI推送和本地生活信息服务的双重作用下，特定物理地点及其流量生成逻辑正愈发受到数据体制的形塑。在“城市更新”和“打卡经济”的趋势中，一个借数字地图生产出来的“流动空间”正在信息、人员和资本的流动中形成，它将信息和资本的全球化逻辑接入地方，并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制造出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空间权利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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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文明重构——探索与争鸣青年学人专刊

制度与空间｜跟导航：电子导航地图中介的日常世界与空间异质性

刘钰潭

2022(2): 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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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导航地图连接了线上线下空间，呈现了符码的重新安置与表达。其内部符码以图形符码与语言符码为表意基础，经构造符码、时间符码、呈现符码进行时空打造，完成“指路”的核心要义，建构出“地图世界中的开车”；外部符码以主题符码、地理符码和历史符码打造个体化感知的符号系统，以修辞符码和利用符码深化使用者记忆，建构出“开车世界中的地图”。电子导航地图建构出日常生活中的异质性空间，形成空间的可实时、可陪伴与可记录，也造成空间的功能化、资料化与碎片化。其虽编织出日常生活的纹理与趣味，便利了大众的日常出行，但弱化了地图再现空间、地方之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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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治理｜虚拟型熟人社会：一个新乡村社会形态

郭明

2022(2): 9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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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互联网实践把基于血缘、地缘而组建的乡村熟人社会复制到数字平台上，突破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地理边界的限制，建构起横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数字共同体，构筑起村民之间的数字化联络机制，形成乡村社会的数字化关系网络，最终逐渐生成虚拟型熟人社会形态。这表明乡村熟人社会并没有发生实质性衰败，反而依托互联网技术，重新激活了乡村社会的内部活力，维系着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基本内核，展现出一种熟人社会的新形态，即以熟人社会的虚拟化运作为特性的乡村社会形态。该乡村社会形态的特征区别于既有研究工作中对熟人社会的描述。虚拟型熟人社会不仅是识别数字时代乡村社会基本形态的抓手，而且是对“熟人社会”概念的深化和拓展，是认清数字时代的乡村社会中诸多现实困惑、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理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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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治理｜“洞穴之治”：中国治理场景下台账的逻辑

张园园

2022(2): 10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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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账治理是在中国治理场景下政府以文本记录、资料留存等方式开展组织活动、实施上级政策、进行社会治理的文本性环节，其本质是科层管理的技术化应用。宏观上，台账呈现与国家偏好有关，技术与事实的交互程度、数据与信息的覆盖面决定了台账的整体框架；中观上，台账治理技术嵌入科层体制，规范了“输入端”与“输出端”，形成一套标准的程序化语言，决定了台账的中观框架；微观上，作为台账内容的汇编者，基层单位的行为在技术理性、免责压力、表演思维下发生了扭曲，造成台账与事实间的分离。面对台账治理技术在府际管理中的不可替代性，必须警惕“洞穴之喻”的陷阱，避免技术治理陷入片段式决策、对基层政府留痕的全面依赖以及“观图表演”的应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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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平台｜权力流散：平台崛起与社会权力结构变迁

刘金河

2022(2): 11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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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市场—社会的权力结构变迁趋势中，权力不断向市场流散，互联网平台加速了这种进程。平台具有赋权属性，平台拥有者拥有权力。平台权力来源于基础设施媒介化和媒介基础设施化两大相互强化的逻辑，其最突出的社会效果是消减了国家政府权力，限缩了个人和社会的权力，而扩大了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部门的权力。在对国家政府权力的消减过程中，原本属于政府的公共权力部分转移到私营企业手中，此过程同时表现为国家内部的公共权力“私有化”和国际层面的国家主权“协商化”。经过不均衡赋权，平台成为新的社会权力中心，一种以市场—国家二元主导的新权力结构在线上平台社会中已经清晰可见，并将对未来社会的权力形态产生深远影响。面对越来越紧迫的挑战，数字时代亟需一种新的治理精神，以应对权力转移带来的新社会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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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平台｜平台信用评分机制的规制功能及其法治化实现

肖梦黎

2022(2): 13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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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信用评分机制建构了一个新型的评分社会，用户通过持有数字人格生活其中。这种分布式评分在平台规则与政府治理的双重需求下逐渐集中化，与征信体系、社会信用体系产生了双向度的联系，促成了现实生活与虚拟生活的相互嵌入与彼此塑造。平台信用评分机制对法治模式与社会信任模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可能形成无需法律的秩序与无需强制力的执行。这种以降低交易成本为初衷，试图建构信任的自我规制机制，逐渐催生出新型的权力结构，并产生了非标化与不当联结、独立性缺失与歧视强化、未知情同意与退出困难、价值层面的不平等与错配等一系列风险。平台信用评分需要走上法治化的规制路径，要确立政府监管与平台自治彼此交融、增量赋权的理念，促进数据分享与控制的平衡，对评分算法进行有效治理，探索出程序化、法治化的评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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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文明重构——探索与争鸣青年学人专刊

游戏与媒介｜“机关术”：游戏中的技术想象与文化传承多元路径

李倩倩, 王敬仪

2022(2): 14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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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术”，主要指一种在20世纪末被运用于游戏设计的概念。它既用以定义游戏场景中某类结合了中国古代文化元素与西方技术原理的机械“人”“鸟”“船”“武器”等形象，又可以表述一种产生于赛博空间的中国“古风”风格。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机关术”的内涵与外延伴随媒体技术的发展而扩充，其影响由游戏的内容与视觉场景延展至文学、音乐、动漫、电竞等多个领域。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机关术”融会于当下新媒体景观与大众文化之中，参与形塑了青年一代的文化认知。我们一方面应厘清“机关术”在数字游戏领域的概念建构过程与文化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审视这类文化符号的展演与传播方式，可反观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开发利用、文化输出的多元路径以及所呈现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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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与媒介｜中国当代游戏史的思想谱系：从本土现代化到资本与市场逻辑

邓剑

2022(2): 16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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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戏史与社会史的互动脉络中考察游戏，可以窥见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流变。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游戏史，可被概括为本土的国家现代化脉络向全球资本逻辑的转变历程。中国游戏史的思想主题，1980年代是在国家现代化的框架下培育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时代新人；1990年代是在民族主义情绪对海外游戏的忧虑里询唤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游戏玩家；2000年代是在“数字化生存”的浪漫想象与消费主义的碰撞中扩张互联网游戏的用户规模；2010年代的各类电竞游戏则以加速的方式打开了“游戏梦工厂”的大门。从中国游戏史的思想演变中可以发现，资本的逻辑不断驱逐游戏的逻辑，游戏世界正异化为网络资本平台。与此同时，玩家则由“知识”的学习者被“无产阶级化”、商品化与算法化，最终被询唤为以游戏消费者为表象的游戏/劳动者。中国当代游戏史表明，元宇宙只是平台逻辑的延伸，并非游戏史的未来。游戏产业需要探索市场与思想共存的辩证法，重拾游戏的精神与担当，在思想层级上实现有价值的文艺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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