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者悖论”是古代政治思想中存在的普遍难题。它设定了一个人绝对优秀的地位和相应的等级政治制度的安排，但是这却和一个人在现实中的种种局限性相冲突。韩愈的《应科目时与人书》体现了这一悖论，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家论证”也体现了这一悖论。现代政治思想解决这一悖论的办法是不将政治制度的安排建立在关于“优秀者”的设定上，而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能力大体平等的设定上，由此需要彼此尊重、彼此限制个体自身的权利。霍布斯的《利维坦》对现代政治架构的设计正是基于这一基本思想。面对古代政治制度由其内在的“优秀者悖论”所遗留的理论难题和现实困境，现代政治思想家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并基于这一平等来设置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

当前数字治理实践中存在着量化与简化、整体与自主、集成与透明、标准与精细、效率与感受等多重悖论。这些悖论根植于工具理性崇拜与制度路径依赖的交互作用，由此导致数字治理实践往往偏离预期目标，甚至产生逆向效应。数字技术虽未达到预期效果，却在公共话语中被建构为“治理神器”，产生了“现实与叙事”之间更深层的悖论。因此，数字治理的未来转型应当认清技术边界、革新治理理念、注重社会感受，实现有技术边界感、制度突破性和体验真实性的数字治理范式，避免陷入炫技治理、数字空转和数治神话的误区。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首次突破3亿，占全国人口的22%”。当“深度老龄化社会”不再遥远，以“健康”为核心的银发社会的高质量生活将构成“十五五”时期重要议题，其不仅关乎个体生活品质和家庭生活幸福，更攸关社会结构稳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发展，银发经济与健康产业迸发新机；与此同时，慢性病累积、流行病高发叠加医养实践中一些制度性顽疾，也使得“银发社会与健康中国”议题更显紧迫。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邀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联合举办圆桌会议，着力探讨如何借力科技创新、汲取国际经验、更新观念理路、完善指标体系、健全制度保障，形成基于全生命周期主动健康治理的“中国方案”，以“银发社会治理共同体”合力推进银发社会的健康现代化进程。

彭希哲教授提出，要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个体衰老进程进行多尺度测量，形成对人口族群特质敏感的“中国人衰老图谱”，构建“身—家—群—国”的中国式健康养老模式，为全球健康老龄社会贡献基于全生命周期主动健康治理的“中国方案”。翟绍果教授强调，积极健康老龄化要把握“健康红利”机遇，构建“银发社会治理共同体”——立足于银发健康共同体的健康保障体系、依托银发数字共同体的健康管理体系、面向全龄共治共同体的老年健康参与体系。李璐研究员指出，当前银发经济发展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市场供给不优和政策支持不系统等问题，针对“十五五”时期新形势，应从需求侧、供给侧和政策端共同发力，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阳义南教授针对现有银发经济测度指标存在的统计范围不准、产业边界不清等问题，构建了涵盖“总指数—五大核心维度—多级细分指标”的银发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并指出其实践要旨。陈友华教授指出，AI技术赋能养老健康服务的场景拓展和效率提升，但在应用中也面临技术让渡、范式异化、算法让渡、数字裂痕等困境，需要从技术改进、制度创新、社会支撑、文化调适等方面采取协同优化路径。郭未教授提出，将艺术疗愈纳入老龄健康研究与政策体系，有望重塑健康资源与文化心理支持系统在地域与阶层之间的分配逻辑，推动老龄社会的健康公平与社会融合，进而构建“有质量、无贫困、能参与”的包容性健康老龄化社会。张奎力教授强调，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不均衡影响老龄人口健康，为使农村老龄人口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医”，应建立具有韧性的医疗管理制度、构建长期稳定和谐的医患关系、重塑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并引入互联网医疗等新型服务方式。杨锃教授通过对比神户模式与上海实践，指出老龄认知友好社会建设须以消解“健全者”与“残障者”二元对立的普同理念为价值基石，通过立法保障、社保兜底、社会支持、技术普惠构建健康治理体系，进而迈向全龄友好型社会。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历史之谜”进行了典范阐释，其所揭示的矛盾关系与内在精神实质具有普遍性意义。人类史本质上是文明史，历史之谜所揭示的矛盾与斗争关系，恰恰构成一种本质性的文明分析范式——历史之谜本质上也是文明之谜。对历史之谜自觉与不自觉的解答事实上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态。当代人类文明的困境不过是历史之谜的当代侧显。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也是破解当代人类文明困境的成功探索，是历史之谜的当代解答。在解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课题过程中，自觉激活和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历史之谜的思想，不仅可以为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重要的学理、道理、哲理支撑，而且能为我们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明实践提供总体性启发。

生态范式转换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趋势。在精度与效率的审度权衡中，“红色人工智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范式主导，多数智能系统以精度与速度为首要准则，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全生命周期中的巨大生态成本。着眼于对准确性的无休止追求及对生态足迹的现实性考察，重视效率且蕴有强大生态潜力的“绿色人工智能”应运而生。人工智能的生态范式转换就是推动“红色人工智能”跃迁至“绿色人工智能”。这一转换既包含环境可持续性、生态正义和生态自由的理论议题，同时存在资本陷阱、政策滞后、技术缺陷和价值迷思的实践困境。对此，需要从研发、监管、应用各环节探索改革方案，以推进人工智能的生态范式转换。

近年来，新污染物引发的生态损害与人体健康损害逐步成为现代环境风险发生的重要场域。然而，由于新污染物具有隐蔽性、持久性、危害性、不易治理、广泛性五大特征，使得其与环境治理的广泛“链接”与“交叉”不可避免。因新污染物治理存在立法内部逻辑失恰、环境监管执法职权不明的争议，导致相关部门对新污染治理的思维也有所不同，环境时刻由此到来。从本质属性来看，新污染物引致的生态损害和人体健康损害应当从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的互动等方面予以规制。具体而言，新污染物治理的法治进路应当以制定专门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条例”为前提，通过环境政策“先试先行”的特性，对新污染物的治理指明方向，等时机成熟后，通过政策法律化的方式，适时反哺环境法律；而新污染物立法的体系融贯，应当采取“入典”的方式，实现立法的体系性与其他污染防治法的协调融贯。

民粹主义浪潮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周期性结构危机的当代体现。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支撑其社会运转的财富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对边缘、半边缘地区的汲取，后者是通过世界体系实现的。世界体系的自身演进呈现周期性特征，在体系扩张时期，中心国家通过汲取其他国家源源不断的财富以实现本国的资源再分配。因此尽管资本无限积累的倾向塑造了极不平等的社会，但不断增加的福利供给往往会使普通民众忽视这些问题。而到了体系的收缩阶段，中心地区无法像之前那样汲取世界财富以支撑国内治理，各类社会矛盾便显现出来，民众日益上升的“相对剥夺感”成为政治家实施动员的基础，继而产生了以民粹主义为代表的各类“反向运动”。

21 世纪步入第三个十年，我们见证了科技革命的狂飙突进，人工智能、数字媒体、元宇宙等前沿技术日新月异。它们不仅将梦境化为真实，也令现实跨入虚拟，虚实边际渐趋消融，古老的“虚实相生”的寓言由此重焕生机。以往，虚构根植于现实又映照现实，文学创作遵循着“源于生活，归于生活”的现实主义轨迹 ；当下，虚实交织、彼此依存，“虚拟现实”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现实，快速占领着人们的生活与思维。面对技术时代现实与虚拟的缠绕与互动，“事实”成为连接两界的纽带。它既是客观存在的证明，是我们实事求是、尊重常识、捍卫真理的基础，也是人类实践与创造的痕迹，蕴含着人类探索、模拟乃至创生新现实的深刻意涵 ；它不仅是名词意义上的，更包含动词意味，其双重含义或可揭示现实主义与虚拟现实并非水火不容、二元对立，而是相互渗透、彼此影响的共生关系，两者统一于人及其在世界中的行动与实践。基于上述思考，《探索与争鸣》编辑部联合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南开大学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心、苏州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在哈尔滨共同主办“事实 ：从现实主义到虚拟现实”学术研讨会，在传统与当下的对视中重新思考虚与实、现实与现实主义等相关问题。本次圆桌也是继“讲理”“意义”“味道”“言情”之后，《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策划的“回到日常，回归常识”系列的第五次主题讨论。

蒋述卓教授指出，当下文艺创作中已出现大量虚拟现实与现实相融的叙事形态，面对这一文艺新现实，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评论须予以回应，并作适当转型。蒋承勇教授从 19、20 世纪西方文艺发展的历史脉络出发，指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并非全然对立，一种“求真”精神贯穿其中，“实”与“虚”构成其双重面向。周志强教授以虚拟现实游戏为例，认为虚拟现实的关键并不在于其逼真的场景和形象，而在于它对“现实如是”的维护性机制，即它是对“模仿”现实的“模拟”，其“现实”指向一种“对空空荡荡的知晓”。张艳梅教授认为，数字技术变革下，多模态的信息相互作用，通过塑造人类对现实的认知与体验而重新厘定事实和真实，并通过跨媒介协作、感官沉浸与交互，不断打破现实主义的传统边界，引发人类认知革新与相应的伦理挑战。曾军教授从媒介文艺史角度出发，指出虚拟不是对现实的模仿，其自身开始现实化，成为“第二现实”，虚拟与现实之间也进一步呈现为多重复杂关系，具体可提炼为六个阶段 / 形态。蓝江教授基于后真相视角指出 , 从古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到当下的虚拟现实，人类认知始终被中介性的力量所笼罩，因此有必要承认中介的必然性，并保持主体在不同意义场追问真实的勇气。韩伟教授认为，数智背景下，文学现场正在经历语言、形象、情感、想象的多维变革，面对虚拟文学或更广义的虚拟现场，文学研究的虚拟转型也蓄势待发。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经历了从“求解放”到“搞建设”到“讲文化”的不断飞跃。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互契合、彼此成就的论断出发，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面向延伸到“第二个结合”的研究中，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文化概念，让文化成为“物感—互联—意义”三位一体的“习惯丛”，发挥链条作用，居中调节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可以为中华文明建设提供可持续的文化力量。在此意义上，“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可谓名副其实。

自20世纪80年代彼得·斯特恩斯（PeterN.Stearns）提出“情感学”研究以来，情感史的理论方法不断更新、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实证研究不断深入。历史学家对情感的记录并非始于20世纪。早在古代史家的著述中，我们便可发现时人的各种情感。情感贯穿于古代史家对历史人物的刻画和军政外交的叙述中。这并非因为古人的情感更加充沛，而是因为情感本就是人类固有的特质。古代史家对人们言谈举止和历史进程中情感的记录表明，情感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源远流长。但近代以来，随着历史学科学化的推进，情感与兰克史学“客观治史”的追求越来越难以兼容，以至遭到冷落。情感史的兴起与近现代史学的发展演进息息相关。它的兴盛不仅冲击了近现代史学传统对它的贬斥，也反映出当代史学的发展方向。

在平台资本主义框架下，公共领域的行动者和行动逻辑发生了变化。首先，在大众媒体的去中介化和数字媒体的再中介化过程中，平台公司成为“无需担责”的中介，而大众媒体时代的读者、听众成了看似平等的作者和实际意义上的数字劳工。这体现了“平等的狡计”。其次，数字平台遵循基于“算法理性”的数据行为主义，使得以语言为媒介的沟通理性遭到侵蚀，不仅造成了人的“去人化”，更导向了“公司统治”。这体现了“理性的狡计”。数字时代“平等和理性的双重狡计”，使得数字公共领域面临结构性失能。因此，重塑数字公共领域，需同时跳出“平等和理性的双重狡计”：一方面发展公共服务数字媒体，实现由数字劳工向公民的回归；另一方面培养“新”公民，实现由算法理性向沟通理性的回归。

司法裁判如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与裁判说理密切相关。将法律效果统一于社会效果的传统模式，在理论上不具备合法性，在实践上不具合理性，仅是将法律作为一种“包装术”；只有将社会效果统一于法律效果，才是正确的统一模式。在规则构建上，应通过体系归置与体系检验，将社会效果转化为刑法体系内的法律效果。体系归置是从社会效果到大前提的过程，属于法律发现，它让社会效果进入刑法体系，其法理依据在于社会效果与个案正义的关联；体系检验则是从大前提到法律效果的过程，属于法律适用，它让社会效果转化为法律效果，其法理依据在于罪刑法定与个案正义的统一性。在具体适用上，应通过法教义学的方法来开展上述步骤，法教义学不是简单地比对涵摄，也不是概念堆砌式的伪教义学，而是按体系思维进行论证说理。法教义学化并非易事，却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