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观念包含着人们对于国家、社会与个体关系的认知。近代英国的养老责任个人化观念与对老年贫困的污名化加剧了养老危机。在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影响下，1908 年英国依据普遍权利和免费原则实行养老金立法。全民免费养老金制度体现了养老观念的重大变革：一是明确社会应对老年贫困现象负有责任，国家有义务为全体国民提供养老保障；二是承认获取养老福利是国民的普遍权利，改变了道德规训和污名化趋向；三是确认养老金不以财产权利为领取前提，也不构成对个人财产权的扩展。养老观念的变革提供了对国家职能与财产权的新理解，依托个人财产和交换的养老话语逐步让位于国民权利话语，对 20 世纪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福利国家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与工业社会相比，数字社会呈现出全新的社会样态。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数字通信技术对社会连接方式的彻底改变，进而带来了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的重构。以此为出发点，通过提炼数字时代社会连接的新特征，分析“连接泛在”“虚实交互”等后果，进而梳理社会关系的形成机制与构成要素，指出数字社会的连接方式能穿透建立关系的固有障碍并消解维系关系的传统要素；在此基础上，强调注意力的重要性与稀缺性，总结数字时代基于注意力分配而形成的多元差序格局，并结合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探讨个体在全新社会结构中或将面临的影响，这些新变化带来研究范式的变化，亟待更多的研究投入和探索。

新兴人工智能将深刻重塑当代政治，催生一系列前沿的政治学研究议题。新兴人工智能通过重构信息机制、交互机制、决策机制，对政治系统产生深远影响，突出表现在政治输入（选举政治、协商政治）、政治过程（政治代表过程、公共政策过程）、政治输出（政治回应、政治问责）三个环节及其六大场景中。人工智能技术并非完全中性，新兴人工智能的内在技术属性决定了其内嵌的功能和风险，这些功能或风险会在不同的人机关系结构中被放大或遮蔽，呈现出多样的组态和生态。政治场景相较商业场景更具敏感性和冲突性，技术风险极易扩散为政治风险，对国家统治、政民关系和社会稳定产生冲击。然而，从“智能技术”到特定“政治后果”并非因果必然，其间受到制度环境、应用场景和治理策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规范人工智能的政治应用可从开发者、使用者、监管者三方着手，并结合“技术路径”与“关系路径”展开。深度智能呼唤深度民主。

人类通过叙事建构世界意义。当前，在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情境中，数字叙事正不断生成并成为建构数字社会的文化技术。作为一种媒介实践方式，数字叙事通过对数字技术的使用形成离散与聚合、相遇与互动、选择与控制等多重耦合的机制。这样的叙事机制指向碎片化与整体性的交织，人与技术的相融共生，自我与他人的共同创造，主体之间的持续互动，以及选择与控制的双向循环等特征。数字叙事由此提供了一种想象世界的新方式，喻示着在充满不确定性、不断生成、边界消融的世界，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正在破碎，而代之以另一种与一切他者保持开放平衡关系、减少熵增的努力。

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是当代西方左翼思想中的最新成果，该思潮主张资本主义正在以一种倒退的形式——封建主义——走向终结。其封建性特点主要体现在类土地概念的回归、附庸关系的加深以及云贵族产生后等级秩序与权力架构的重新分配上。在传统的商品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基础上，技术封建主义提出了资本的第三属性，即资本具有对他人实施行为矫正的权力，这正是数字时代平台作用于用户的真实写照。不过，通过与马克思的对比就能发现，瓦鲁法基斯对资本的理解是存在偏差的，他试图通过证明利润变成地租、市场变成云封地来反证资本主义的灭亡，这一方案是失败的。我们必须明确消灭资本主义的关键是要回到以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剥削方式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只要剩余价值和私有制不消失，我们就不能轻易地说出“资本主义已死”。所以，技术封建主义在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带上雅努斯面具之后的双面伪装。

伴随量子力学理论对经典物理学的突破，重新考量因果关系和时间性迫在眉睫。当定域性不再是构成量子作用的必要条件时，量子纠缠现象对以时空联系为规定性的传统事本体论产生直接冲击，对以客观事物实在性为基础的现代定域实在论提出挑战。由于传统本体论无法解释微观世界，量子力学也无法解释宏观世界，逆向因果论就成为第三条出路。该路径对因果性概念重新作出解释，不同事件之间的联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时间顺序在因果关系中随之成为一种偶然特征。已有的时间理论将时间概念作为心理方式难以应对量子力学的挑战，而符合我们直觉的因果关系也无从解释量子力学。我们将“时间反演对称性”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时间概念，基于对可能世界的理解，以反事实条件句为前提，对原因和结果的区分不再依赖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当代学者仍难以对逆向因果和时间反演对称性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两者应分属不同的解释模型。

社会理论史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原因之一是缺乏一套较为完善的研究框架，导致理论史梳理基本等同于人物或学派介绍。对此，可以从研究对象、写作范式、演变模式和解释方式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一个初步的研究框架：第一，社会理论史应当以特定社会理论为研究对象，避免观点的堆砌；第二，社会理论史应当依据内涵而非词语本身来考察特定的概念，并注重研究概念体系的演变；第三，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呈现六种可能模式，即预支、继承、复苏、改造、遗忘和终结；第四，社会理论史研究在解释方式上应当着重协调解读与解释、内部主义与外部主义、观念与物质之间的关系，提供综合性解释。历史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在此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灵感和研究手段，是社会理论史可以借鉴的学术资源。

游牧区与农耕区的二元关系是中国历史场域中的核心事件。中国史场域的完整性不仅取决于农耕地区历史运动的自立性，也取决于游牧地区历史所具有的中国史属性。尽管成中国历史场域的游牧地区与欧亚草原其他地区存在着较为广泛的联系，但其游牧文化有着相对独立的起源；中国游牧地区的经济、政治发展更多与中原农耕地区相关，其兴起与衰落过程也与中原王朝相对应；中国游牧地区族群所具有的政治体量优势与组织化优势使其在欧亚草原上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并常常成为民族大迁徙的策源地。这些情况表明，尽管存在与欧亚草原其他地区的联系，但中国游牧地区仍然具有中国历史场域的性质。唐朝时阿拉伯帝国的崛起，使中国游牧族群的迁徙受到中外地缘关系变化的推动，中国历史的场域范围也随之更加明晰。

俞吾金教授观察和分析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解，并将其概括为对马克思的遮蔽。遮蔽的结果是按照黑格尔、费尔巴哈、斯大林的观点解释马克思哲学，造成了马克思的“三化”，即黑格尔化、费尔巴哈化和斯大林化。俞吾金梳理了不同派别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指出其中与马克思经典文本论述的相悖之处，他的振聋发聩的针砭促使我们不断反思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探索，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今天纪念俞吾金，就是要继续推进他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在中国如何推进西方哲学处境化的问题。

中古欧洲文明具有多样化的特性和表征，对此可从参与创造中古欧洲文明的外来要素、世俗社会与宗教系统之关系、欧洲人所奉行的价值观念以及城市和工商业发展之特征等方面予以进一步揭示。中古欧洲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汇聚了多元要素。中古欧洲的世俗等级社会是刚性的，而天主教会系统则较有弹性；世俗政治的分立有着精神世界的统一予以平衡。中古欧洲确立了以个体为本位的价值观念体系，形成了以契约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在强化共同体观念时也挟带了以邻为壑的意识。特有的经济结构促使中世纪欧洲工商业和城市发达，其城市共同体形成一种市民社会，孕育了市民精神，在商品交换高度发展中孕育了新的经济文明，对立、共存与互动使中古欧洲城乡关系别具一格。中古欧洲文明的这些特性，在近代发生了极大变化。

全球化进程的深刻调整和各国相互依赖的加深，使当今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又高度复杂的风险社会。全球风险挑战交织集聚且加速扩散，全球体系呈现明显的脆弱性特征。有效识别当前全球体系面临的风险及其联动机制，加强全球治理韧性建设，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议题。人类活动的外部性、经济活动的盲目性、民族国家的自利性以及社会文化的世俗化趋势，不断催生着生态环境、经济网络、政治系统和价值体系的全球风险。这些风险彼此联系又相互转化，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整体机制，使传统治理的控制性、确定性和安全性逻辑受到挑战，全球系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对全球事务的复杂危机和多元风险，国际社会应以培育共同价值为纽带提振全球信任、以国际多边合作推动有效制度供给、以协同式设计促进全球治理制度互动、以数字建设提升全球治理的行动效能，不断增强全球治理及时适应、快速调适、有效协作和迅速恢复的韧性能力。

分析家庭小说和电影这个叙事体裁与道德相对性观念之间的关联，可证现代社会的根本难题即多元视角和决断如何综合，正是家庭叙事探讨的根本问题。在现代世俗生活中，人们往往陷入罗生门一般的道德相对主义，每个人从自己的经验和视角出发，指控他人的道德缺陷，无法与他人达成一致的道德决断。这不仅是家庭叙事的基本套路，也是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以降现代社会面临的基本难题。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并不清晰，但当代社会的魅力理论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真理，在当代媒介文化中，任何个人的公共魅力并不取决于他 / 她是否具有超凡的卡里斯玛，而恰恰取决于他 / 她是否表征“张力”，即使矛盾双方居于永恒的辩证关系中的能力。这是一种欲望化的辩证法，揭示了现代人超越普遍性和个体性两难境地的渴望。这是一种蕴藏在日常情感中的可能性政治，指向现代社会治愈自身分裂，在辩证转化和偶然生成中改变自身的潜能。

中国不同所有制混合的产业体系能为技术创新提供何种制度优势？中国国企和民企所处制度环境在治理模式、金融关系、劳资关系、组织网络等方面均不同。不同的制度环境塑造出企业不同的创新优势：国有体制更有利于塑造企业追求长期目标、获得耐心资本、实现稳定的雇佣关系与组织网络的能力，因此国企在“长周期技术”产业创新方面更具优势；民营体制则更有利于塑造企业的市场反应与组织调整能力，因此民企在“短周期技术”产业创新方面更具优势。所以，中国产业体系中国企与民企是互补的，双方基于各自优势，展开多样的产业布局，追求不同领域的技术创新，从而展现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制度优势。多样且互补的产业创新体系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色，也能为广大后发展国家提供创新发展的路径借鉴。

“数实融合”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引擎和关键举措。数实融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是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评判核心和内在要求为前提条件，通过增强科学技术创新和制度环境优化的两大根本动力，系统推进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效益共享”和“安全开放”。具体而言，数实融合有利于驱动技术设施与体制的创新变革和转化落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扩容升级和高效匹配、发展效益与成果的提质增量和普惠共享，以及国家安全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统筹协调。当前，在数实融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过程中，我国面临着“数”“实”和“融合”三个层面的诸多矛盾和制约因素。数实融合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可通过构筑高水平数字经济生态、筑牢实体经济的发展根基、夯实数实融合的内生动力、优化数实融合的外部环境等路径来实现。

“排荀运动”是晚清思想史和政治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梁启超不仅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也是运动的组织者、宣传者和总结者。梁启超虽然倡导“排荀”，但同时也体现出“尊荀”的一面。“尊荀”与“排荀”交织的思想特点，显示出梁启超基于传统观点和现实变革

需求对荀子丰富思想的灵活运用。梁启超的“排荀”最初偏重学术，后转向政治并与反对专制、倡导民权联系起来。流亡日本之后，他在西方启蒙思想基础上深化了对专制制度的认识，开启了对专制思想的直接批判，由此“排荀运动”完成其使命而结束。梁启超借“排荀”以促进社会改革，是对传统思想资源的批判性利用和创新性发展，展现了其思想探索的丰富过程和经由学术变革、政治变法以匡时济世的理想。

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颠覆了传统的科学研究范式，引发了科学发现、科学理解和科学影响等方面的革命。然而，学界对于这场革命的性质仍存在一些疑虑，相关讨论多聚焦科技进步而较少深入反思这场革命的本质。技术现象学中的人技关系理论为我们透视这场革命的本质和意义提供了哲学视角。在科学研究范式变革过程中，人与科学研究工具之间的关系变化，被置于诠释关系、具身关系、背景关系和它异关系中，得到了全新的阐释。基于此，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范式的革命性，核心在于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科学研究主体的变化。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科学研究范式将创造出打破传统科学研究模式的新领域，这些发展也蕴含着新的伦理风险。因此，推动科学事业的良性发展，要求我们积极迎接机遇，勇敢面对挑战。

从美国拜登政府离任前再发 AI 芯片禁令，到多国对 DeepSeek 使用设限，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与全球治理时常处于某种“悖离”状态。作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存在哪些系统风险？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面临哪些现实挑战？我们需要破除怎样的认识盲域？又需要切换怎样的研究视角？中国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核心和进路何在？基于这些问题，本期在 2024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人工智能新进展与社会科学的未来”论坛研讨基础上，特邀清华大学教授薛澜、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劳拉·赞诺蒂、科大讯飞联合创始人胡郁撰稿，推出“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 ：挑战与进路”专题笔谈，助推人工智能与社会科学的双向赋能。

不同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所谈到的工人因被束缚于机器生产而精疲力竭的状况，数字时代的倦怠突破了体力劳动的界限，并展现出精神内耗等诸多新特征。其生成机制可视作自我剥削、社会加速、过量的人机交互以及在数字技术支持下工作挤压生活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立足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可以发现，上述机制无不植根于数字时代资本积累的矛盾及内在要求，构成了数字时代倦怠背后的深层逻辑。韩炳哲对数字时代倦怠现象的分析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由于其理论框架缺乏资本批判维度，最终仅停留于现象层面的考察和描绘。

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核心要义是建立起推动工业化的发展型国家，从传统农耕文明走向现代工业文明。晚清政府一方面受制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地权结构和租税制度，农业剩余大部分被地方精英“截留”；另一方面在内外冲击的境况下，“厘金财政”和“债务财政”

加剧了中央—地方财政二元分离的格局。两者的叠加使晚清政府始终无法摆脱“税收困境”，最终严重的财政危机导致了政治危机。因此，重建国家官僚组织与基层乡村社会的联结模式，革新旧体制下农业产出大多成为地主租金而非国家税收的财政制度,使农业剩余更有效地转化为工业资本积累，成为近现代中国国家能力建设的核心议题。

以往对技术的分析，大都是基于这样的缄默预设：技术是与人的主体相对立、不具有人的主体性的客体。但人工智能的出现，瓦解了这个预设。这对于技术社会学构成一个挑战：如何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具有一定程度的主体性的人工智能机器？这需要一个新的视角。为此，可以重构吉登斯的“结构和能动的关系”理论，把“物质”加入其中，形成“结构 -物质 - 能动三角联动”的分析框架。从这一分析框架出发，可以更清楚地洞悉人工智能对“能动”和“结构”所造成的影响。在“智力物替”过程中，人工智能不但重塑了主体，而且将带来三大领域、六种类型的结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