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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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2期全文

2026(2):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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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2期目录

2026(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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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知识生产的主体性审思

生命与建制——马克思与第二自然的难题

宋一帆

2026(2):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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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然”概念是萦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中的“幽灵”。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地引入了此问题，却又割裂了价值形式理论、生态学和社会团结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有机统一。此时，第二自然仅仅表现为抽象的社会统治。但是，在马克思哲学起源处包含着一场伟大的斗争——经由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冲突与对话——自由如何与自然和解，自由如何建立在实体性的制度根基上，这些最棘手的难题被提交给了马克思。第二自然不是对第一自然的超越，而是在其内部对自然和精神关系的重新确认。理解此概念就要同时追问自然/政治的联盟该采取何种形态。生命与制度是何种关系？社会团结的真正活力究竟寓居于中心化的政治国家，还是从边缘和底部敞开的多元共存？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通过自然”而进行的统治，探索了如何从生命的内在性出发对僵化的第二自然关系进行反抗。第二自然的问题更呈现出了马克思哲学在人类世的当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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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知识生产的主体性审思

生活世界何以被推理——人工智能的模态化预测及其风险

高天书

2026(2):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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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公共决策与日常生活场景中的广泛应用，其对生活世界的介入方式也正在发生转变，即由对既有事实的技术性处理，转向基于概率模型与算法推理的前瞻性预测。在可能世界理论与模态逻辑的分析框架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对经验事实的抽象建模与概率演算，将原本依赖主体经验、价值判断与规范理解的生活世界，重构为一组可计算、可比较、可预期的模态化可能世界。这种转变的价值在于提升了决策效率与风险控制能力，但转变的可能风险是对规范基础构成深刻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预测功能的滥用、全息认知的误导以及模态演算的信任风险，是短时间内学界无法回避的议题。对此，需要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生活世界模态化边界范围的廓清、生成式人工智能预测模型设计与更新道德审查的强化，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自我迭代与自主运行法律约束的完善等层面入手，构建生活世界模态化的规范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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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知识生产的主体性审思

复数的社群——现代性中的政治哲学重思

李牧今

2026(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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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持续多年的规范性争论可以发现，在数字化与全球流动塑造的“复数”社群现实中，无论是自由主义依赖的制度中立，还是社群主义强调的文化承认，均暴露出整合乏力的局限。新的制度构想亟待探索。借助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可以提出“反思性—多重归属”的身份逻辑，从而揭示当代个体如何在多元社群之间展开认同实践。应对复数社群的现实已非纯粹的伦理选择问题，而成为现代社会制度设计中无法回避的治理难题。基于此，本文批判性地检视现有范式的局限，尝试在理论语言与现实困境之间搭建桥梁，主张政治哲学应从价值高下的规范争议，转向制度建构的可行性路径，探索一种可容纳差异、激发团结的“整合性共同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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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知识生产的范式转型

数字时代的默会知识何以生产

杨太文

2026(2): 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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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已然改变了知识生产、传播与实践的底层逻辑，为知识社会学研究开辟了新情境，但充满隐匿性、实践性、情境性的默会知识如何被其塑造的问题尚未被深入讨论。尽管默会知识早已被广泛认可，但鲜有学者对默会知识的生产进行系统梳理，遑论考察数字技术对其的影响。在回溯过往对默会知识探讨的基础上，默会知识可根据内容与存在基础划分为九种类型，知识生产路径可依据时间性与能动性水平区分为三种模式，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重塑默会知识的生产、传播与使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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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知识生产的范式转型

平庸之恶：大语言模型时代互文性知识生产的悖论

揭其涛

2026(2): 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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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语言模型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介入知识生产，其影响不止于效率的提升，更在于重构知识被理解、判断与继承的方式。以“互文性”为核心特征的生成机制，使文本在既有话语之间能够频繁流转重组，呈现出高度流畅、逻辑自洽且广泛可接受的知识形态。但在这种看似“合理”的生成过程中，差异、否定与判断正被悄然消解，复杂问题被提前收敛为安全稳定的答案，知识生产由此显现出一种隐蔽且结构性的“平庸之恶”倾向。这种平庸并非错误或低质知识，而是强调互文性的自动化、规模化与去主体性，导致判断责任的转移与主体位置的退场。由此，知识生产越来越依赖算法对既有语料的概率拟合，不再通过争论、质疑与反思展开，只能沿着技术互文性的既定路径被不断确认与强化。若长此以往，知识生产中独有的灵韵、人性、情感、体验将逐渐被湮灭。就此而言，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真正挑战，是避免知识在持续生成中丧失张力与深度。只有在技术设计中为不确定性和多重理解保留空间，在制度安排中防止效率逻辑对创新路径形成低阶锁定，并在文化层面重新强调判断、责任与内在体悟的价值，知识生产才可能摆脱平庸化的引力，重新通向新问题、新意义与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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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知识生产的范式转型

现代非洲知识生产中的科学话语：起源、转化与超克

朵悦

2026(2): 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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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一直被视为西方现代性的关键后果之一，其既是欧洲工业革命的智识基础，也是殖民统治的道德论据。19 世纪以来，科学话语深度重塑了西方人文和社科研究，同时也对非洲现代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考察现代非洲知识生产中的科学话语有两条重要线索：其一，早期泛非写作使用兰克史学的实证方法论证非洲文明的正当性，而无法从科学方法论背后的文明等级图谱中解放出来；其二，民族独立运动时期非洲知识分子将科学的普遍性转化为科学解放的可能性，将科学的抽象客观性上升到民族独立和现代化事业的具体事务中。在这两条线索中，作为西方霸权的“科学”逐渐转化为抵抗和解放的“科学”，并且具有一种新的普遍性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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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知识生产的范式转型

“非知识”的知识化：“知识”概念、合法化及价值功能的再思考

于经纬

2026(2): 7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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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互联网大众文化语境中，西方知识论中的“知识化知识”被大众祛魅，经由概念泛化与意义重构形成一种“非知识”，并成为大众文化领域内知识的实际所指。借助技术化的情境，“非知识”完成了自身的合法化。“非知识”凭借专业性淡化、数据可量化、表述通俗化以及对经验事物的高度关注等特征成为现代个体认识和把握经验世界的重要工具。它在承载记忆流通与交换的同时，也喻示着一种“记忆工业化”社会状态的到来，并为面向未来的知识生产带来了结构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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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知识生产与治理创新

流动的信息控制权：数字革命与国家信息能力建构

吕俊延

2026(2): 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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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字技术对国家能力的影响，既有研究陷入技术赋能泛化的讨论，即没有详尽阐明哪些主体会被赋能及其具体过程。数字技术嵌入国家治理之中，带来的一个显著影响是信息的流动以及主体间权力的再分配。因此，数字技术重塑国家能力的过程分析可以从信息流动、控制权转移以及权力再分配的视角加以考量。数字革命释放了信息的流动性。不同治理主体围绕信息的占有展开争夺，塑造了以信息为基础的权力再分配结构。数字革命重塑国家信息能力，其过程体现为纵向政府间、国家与社会间以及国家与市场间围绕信息展开激烈争夺，形成流动的信息控制权。不过，数字技术对不同主体的赋能效应是不均衡的。因此，数字时代的国家信息能力建构需要实现国家自主性、基层能动性、社会自发性与市场创新性的动态均衡，以建设一个平衡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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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知识生产与治理创新

知识生产路径与基层治理创新有效性——以“大循环—小循环”为解释框架

冯川

2026(2): 1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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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创新是关乎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因素。部分地区的创新策略偏离了基层治理创新的基本目标，创新经验不再服务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大循环”的知识生产路径促成创新有效，关键在于创新行为的全过程始终以解决问题为主轴，在具体实践中不断磨合、验证、充实和完善创新方式，并没有固化为某种特定的理论框架或实践体系。“小循环”的知识生产路径导致创新失效，关键在于过分相信理论体系的顶层建构逻辑，并赋予其过高的价值期望。价值色彩较强的理念架构，遮蔽了现实产生的逻辑，使创新行为无法触及基层治理的问题根源。过渡性中间状态的制度化，特殊创新经验的跨域移植复制，以及上级创新体系的指标转译缺失，都可能促成基层治理创新的知识生产路径转入“小循环”。恢复基层治理创新有效性，需要破除概念理论和演绎式体系对创新行为的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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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知识生产与治理创新

法律如何保护创新——人机协同的知识生产与知识产权变革

赵泽睿

2026(2): 1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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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认知将知识理解为个人独创性思想的信息表达，并将法律对创作者私权的保护等同于对创新的保护，这让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以营造知识稀缺性的“商品拟制”为目标。然而，这种个人主义认知使知识产权异化为企业进行商业竞争和政府落实公共政策的工具，使保护创新的知识产权偏离了其初衷。信息的本质是联结，而知识是信息联结网络时析出的形式结构表象。未来的知识产权要想保护创新，需要从“商品拟制”转向“契约拟制”，从强调企业盈利的商品经济转向开源社区的礼物经济，从注重知识独立性的个人表达规则转向聚焦知识可信度的人机交互程序，从平衡个人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合理使用”转向消除使用能力差异的“公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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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知识生产与治理创新

场景化治理：人工智能操纵技术的法律因应

吴楷文

2026(2): 12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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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操纵技术与说服技术不同，具有隐藏真实意图、利用认知漏洞和道德可谴责的特征，在实践中已经引发广泛关注。人工智能操纵技术可分为驱动的操纵和自主的操纵两类场景，并相应地会产生恶意使用风险和自主风险。在操纵技术变迁的过程中，治理工具也在同步演进，但不管是数字经济时代发展出来的信息工具，还是强度更大的禁止性规定，在治理人工智能操纵技术时均存在局限。为应对挑战，需选择合适的治理进路，欧盟的风险治理进路和美国的“自愿型”监管进路各有不足，不宜机械套用。我国应根据产业发展和治理需求，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导向，在考量技术不同发展阶段和风险样态的基础上选择场景化治理的进路，进而设计具体治理方案。其中，人工智能驱动操纵的技术已相对成熟，其恶意使用可能带来较大风险，应予以直接治理；人工智能自主操纵的技术仍在快速演变，可能产生的风险尚不确定，应鼓励企业与行业自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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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媒介叙事与知识再生产

“互联网故宫”：文物消费主义与公众历史感的重塑

李静

2026(2): 13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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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公众历史感的重塑往往以“消费”作为重要媒介，故宫博物院十余年来的数字实践便是典型代表。公众在对文物的消费（观看、购买、体验等）中获取了新的历史感知。文物消费主义产生的观念前提是文物的遗产化，皇权文化得以抽象为全民传统。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两条脉络：一为商品化，文物的等级制与距离感被消灭，萌、美与参与感占据上风，历史成为可写的日常游戏；一为精神化，作为消费主义机制的补充，文物的修复技艺、心物合一的精神传统供给了现代生活方式的“精神图腾”。政治的文化化、文化的经济化以及信息社会的心物关系，构成当代公共历史感形塑中的三种重要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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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媒介叙事与知识再生产

预制记忆：云存储平台记忆的再生产

张可、蔡进

2026(2): 14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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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度网盘APP 为例，从想象可供性视角出发，聚焦云存储平台对用户数字痕迹进行筛选、深度加工并精准推送的记忆再生产功能，运用深度访谈与平台漫游法对平台可供性、用户的技术想象与记忆实践进行深入考察可以发现：云存储平台“预制记忆”的“回忆”功能可以唤醒并重构用户记忆；用户能从规律总结、社群启发、经验迁移三条路径感知到隐蔽的算法，且合理化算法存在；用户从技术中收获价值共鸣，对平台产生正向情感联结；与此同时，云存储平台的记忆再生产功能存在不可见性的“遗忘政治”，构成“幸福产业”的一部分，对人机共生趋势下人类的主体性重构提出更高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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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媒介叙事与知识再生产

当真相可有可无：政治传播中“空说空转”现象的批判性分析

苏颖、汪燕妮

2026(2): 15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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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谎言对真相的敌视或误导对真相的操纵，政治传播中“空说空转”的本质是对真相的漠视，其形式是空洞的公共表达与社会互动，其结果是政治言说虽在公共交往中流动，却失去事实验证的支撑，最终导致公共讨论的持续空转。“空说空转”是一个社会性过程，其政治传播结构包括不关心真相的主体、空洞无物的内容、不计较真假的受众以及难以测量的仪式性效果。政治传播中的“空说空转”可概括为四种类型：施行空说，即以言行事的空头承诺；模糊空说，即以虚代实的象征膨胀；形式空说，即知行分离的无责漫谈；数据空说，即以实证虚的科学伪装。“空说空转”凸显现代理性规范在当前政治传播中的实践困境。在这一时代症候下，以事实为底线，以本真为方向，或成为政治传播需要考量的规范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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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媒介叙事与知识再生产

从卧游到宅游——审美机制的感官演进与忧思

张觅

2026(2): 16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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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游”是古代文人依托画卷等雅物而实现的精神畅游。步入技术时代，依托数字设备在虚拟场域遍览胜景的“宅游”应运而生。从古代的卧游到当代的宅游，二者均遵循“主体—私密空间—媒介—万千世界”的审美机制；但在具体形态层面，宅游对卧游机制既有所承续，亦呈现出超越性演进，对此可从时空置换、感官强化与边界拓展三方面予以观照。在宅游于技术赋能下实现感官体验大幅提升的同时，感官也取代了卧游中思维的核心地位，削弱了想象的参与，令“澄怀味象”成为“拟象狂欢”。在身体回归审美场域的当下，反思感官与思维的共生关系，化“物役”为“御物”，实为宅游发展破局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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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2期英文摘要

2026(2): 17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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