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焦点之一。其中，立足中国本土的实践与问题，提炼出既能深刻反映自身情境、又能与国际社会进行有效对话的“标识性概念”，便成为打破知识依附、实现理论创新的关键突破口。这一努力绝非走向封闭的本土主义，而是在“全球”与“本土”的辩证张力中，寻求一种既根植于中国大地、又面向人类共同知识宝库的理论创造。它旨在将中国的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资源，从而不仅为理解中国提供钥匙，也为丰富全人类的社会科学知识作出贡献。为此，本刊特邀六位学者，从多个视角出发，共同探讨标识性概念的生成逻辑、建构路径及其在知识体系中的定位，旨在推动中国学术从“概念输入”走向“概念创造”，实现从知识移植到知识自主的转型。 郭忠华教授追溯了标识性概念的起源与内涵，指出其作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起点的关键作用。没有标识性概念，也就没有自主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出发点。王宁教授认为从本土概念入手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标识性概念可以避免“独特性湮没”现象，但需要防止陷入“独特性孤岛”问题，他强调标识性概念必须放在存量概念地图中来定位。孙江教授提出“全球本土化”作为概念史研究方法，主张在跨文化视野中实现概念的在地转化与理论超越，并指出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研究不能执着于过去，问题意识应该朝向未来。唐亮教授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概念创新的路径，呼吁强化基于共性研究的理论建构与国际对话，并尊重和保护学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和学术自主性。周平教授以“边疆治理”概念为例，阐释了本土性概念在回应现实问题与推动知识原创中的重要意义，即提供认识工具、促进知识生产、服务国家决策和传承中华文明。叶娟丽教授基于经验的维度，总结出概念建构的四项理想标准：具有突破性的理论解释力；具有可操作的研究适用性；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具有广泛的跨界接受度。

以历史的长镜头审视科技进步与人文延续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看到科技发展的根本目的应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取代人的精神创造。在AI 看似无所不能的今天，人文 学科常被贴上“无用”的标签，但人文学科、人文教育塑造的是人的道德意识、文化认 同与批判思维，是一个文明得以凝聚、延续的灵魂所在。AI 写作居于“语言金字塔的中 低层级”，它无法触及创作中最核心的生命体验、情感温度与独创性思考，因此，在 AI 时代应守护“寸心”，进而凸显人文研究和人类文化精神的重要价值。

基于文明演进与书写技术变迁的宏观框架，AI 时代标志着人类进入“智能文明”阶段，书写行为正经历根本性重构。AI 的介入将带来书写的八大变革趋势：写作主权从人类向 人工智能让渡并形成共享关系；创作的主体性与个性化风格因技术的“平均化”逻辑而 趋于弱化；主要对话语境从人际转向人机；个人书写的权威性面临消解；以个人经典化 为标识的文学史叙事可能终结；新的学术范式因信息均质化而难以生成；文艺作品将转 化为智能产品；写作与阅读行为本身则趋于仪式化。人工智能写作依托海量语料与强大 算力，能高效产出文本，但也可能导致思想深度、艺术独特性与生命经验浓度的稀释， 最终将重塑文学的本质属性与文化生产生态。

人工智能虽能生成结构完整、信息丰富的批评文本，但普遍缺乏内在的生命经验、情感温度与自觉的伦理关怀，呈现出明显的“机械感”与共情缺失。当前文学批评自身已存 在范式固化、对话性萎缩的困境，技术的介入可能进一步强化其浅表化与模式化倾向。 真正的文学批评依赖批评家与文本、作者及时代的深度“共情”与“同时代体验”，需 要敏锐的感知、细致的修辞分析与复杂的价值判断，这些都根植于人的肉身性与精神性。 因此，批评应坚守其伦理秩序与情感介入功能，构建“社会临场空间”，在技术时代重 申人类情感、经验与主体性的不可替代价值。

传统的大众文艺往往追求一种“现实感”，而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则更倾向于“人间感”的表达。“新大众文艺”时代的“大众”，受过良好的教育，既是文化的消费者，更是 文化的生产者；在自媒体时代，他们有能力通过数字网络组织自己的表意空间、传播路 径，巧妙使用新媒介技术翻新花样，爆发无尽的想象力，形成具有鲜明的新媒介文化特 色的文艺活动；同时，越来越多的“知识大众”倾向于表达自身生活处境中的生命经验， 背靠个人生活的微末经验创设情境、重构现实、翻转故事，形成新大众文艺的“人间感” 叙事。

发达资本主义通过“创造性破坏的空间生产”和“对外贸易的地理扩张”实现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空间生产成为维系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关键机制，但也造成了“空间 剥削”，引发了以现代性城市危机为主的“空间危机”。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策 略是具有总体性变革意味的“城市革命”，其目标是建立起具有真正差异性的“取用性 空间”。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一种重要的理论探索。不过，其 理论内核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结构，其革命策略也仍停留于一种“乌托邦”式 的理论幻想。

以列斐伏尔、哈维等人为代表的都市批判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与重构过程中的“某处”。都市作为资本积累得以展开的具体空间节点，同时具有潜在性与必要性、 抽象性与具体性、矛盾性与宿命性，因而构成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场域。通过持续的都市化、 空间商品化与抽象空间生产，资本主义试图在此建立统治秩序，实现某种“积累乌托邦”。 然而，这一积累空间一旦被具体化，便必然转化为充满差异的、以使用价值为导向的矛 盾空间，进而导致资本统治的松动与危机。资本主义不断通过对空间的征服与重组来延 缓危机，却又因空间的辩证矛盾而陷入新的困境。基于此，当代城市更新应从单纯的资 本积累逻辑转向更包容、更注重差异化的空间重构实践，在对“空间强迫症”的超越尝 试中，探索社会空间未来的更多可能性。

从“算法解释”到“系统测评”，标志着人工智能法治基础信息工具的变革。“系统测评”在弥补算法解释机制局限、构建可信人工智能生态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然而，“系统测评” 在实际应用中仍面临公平性失真、性能误导及技术垄断等风险，在技术尚未成熟、标准 尚未统一的背景下，不宜贸然将其全面法治化。当下的妥善方案在于，审慎界定“系统 测评”在人工智能法治框架中的“底线保障”角色，通过分类分级实施、构建权威技术标准、 确立独立透明的认证机制等路径，以“软法”先行、渐进规制的策略推动其与法治体系 良性融合，实现治理效能与创新保护的平衡。

基于对人工智能（AI）和社会工作服务本质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AI 应用作为时代趋势为社会工作服务水平提升带来机遇，AI 赋能社会工作在提升社会工作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降低服务门槛和减少人为偏差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 AI 应用不是也不可能替代后者， 原因在于：社会工作服务可以与服务对象深度共情、提供复杂情境的伦理判断，进而在 主动维护社会正义、消除算法偏见、提升服务对象心理韧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 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中AI的应用也面临诸多挑战，包括AI应对复杂社会现象的技术局限性， AI 应用中存在伦理与法律风险、信任危机以及守护人（案主）的主体性不足等。新时代基 于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应通过 AI 加持或赋能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有机结 合，包括但不限于借助 AI 不断拓展社会工作的传统界限，推动全领域、全流程“AI+ 社 会工作”标准化建设，构建“AI+ 社会工作”服务新范式，强化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的专 业 AI 能力建设等，促进社会工作服务迈向“新生”。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重塑社会工作领域，人工智能与社会工作的互嵌与融合不断深化，同时也滋生一系列结构性张力。作为以“人文性”为核心特征的专业，以及“直接与人打交道”的工作，社会工作的知识生产、专业互动、服务关系等都在发生新的变革。本期特邀华东师范大学文军教授、华东理工大学何雪松教授、郑州大学韩恒教授与东南大学刘莹副教授撰稿，推出“人工智能社会工作 ：智能融合、关系重塑与生态再造”专题笔谈，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之道。

以DeepSeek、Qwen、LLaMA 为代表的开源大模型降低了技术准入门槛，在缩小数字鸿沟与建立主权人工智能方面呈现显著正向效应。然而，人工智能技术赋权效应与安全威胁呈现非线性增长态势，形成技术普惠与风险扩散的“安全悖论”，表现为风险内生 与价值外生的技术本体矛盾、通用性与战略性的应用属性冲突以及技术迭代与治理响应 的时滞困境。在此三重矛盾的复合作用下，各国陷入发展与安全的两难困境，片面追求 开源模型的技术采纳将导致风险敞口的持续扩大，过度强调安全控制则可能丧失技术发 展先机，最终形成技术扩散与安全威胁的循环。因此，后发国家亟须在认知“安全悖论” 的基础上构建适应性治理框架，国际社会需要加强人工智能安全的全球治理，加大对后 发国家的能力建设支持，以此实现人工智能技术扩散效益与安全治理的动态均衡。

随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信访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其功能与作用不断获得人们的认同。在信访制度演化过程中，政治原则、法治理念与治理功能这三重价值面临着调适与平衡。党的十八大以后，信访制度在坚守政治属性基础上，稳妥回应法治建设要求，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信访工作条例》作为新时代信访制度改革与调整的集大 成者，达成了党内法规与行政法规一体两面的并“规”，为信访（工作）法治化提供了基 础性支撑。未来，信访改革同时面临着群众路线与情感治理的制度化问题，这也是进一 步推动良法善治、释放情感力量的题中应有之义。

开源正在重新定义21 世纪的计算基础设施。开源既是一种软件开发模式，也是一种版权保护模式，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定义了开源运动。开源软件以附开源许可协议的模式来规定和明确开源软件权利人与使用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开源许可协议的法律约束力源自著作权法，但是以合同作为例外，既保持了作者对作品必要的控制，又赋予使用者在一定条件下自由使用作品的权利，实质上创造了一个“受监管的公有领域”。开 源许可协议不仅具有行业性的道德约束力，同时也有司法层面的约束力。开源许可协议对于维护开源社区的良性、有序发展至关重要，同时其背后的规制理念可以为开发适用于 AIGC 作品的新型权利提供有益参考，已形成的开源规制体系也可直接用于 AIGC 作品的保护。

版权营利性维权诉讼是知识产权商业化背景下诉讼市场化的产物。在理论和实践中，此类诉讼因深陷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的价值冲突而备受争议。鉴于司法在平衡社会利益关系、协调不同层次价值冲突，以及推动版权市场良性发展方面的独特优势，版权营利性维权诉讼的司法治理意义重大。然而，当前对版权营利性维权诉讼的应对，存在法定赔偿泛化致著作权法激励机制异化、撤诉调解式结案加剧市场投机化、禁令救济滥用引发社会认知权责意识割裂等问题。对此，必须始终恪守审慎功能主义的司法立场，在法定赔偿适用标准、撤回起诉审查流程及禁令救济实施方面进行适当限制，通过公正、合理的司法裁判引导版权维权诉讼依法依规进行，在保障版权权益的同时，推动版权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21世纪以来，科技的飞速发展在为人类创造福祉的同时，也潜藏着一定风险，因此应当受到伦理和法律的规制。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例，其发展不仅可能冲击人所固有的尊严与价值，也可能引发新的优势基因选择和歧视风险。基因技术运用带来的风险是多重的，不仅涉及技术层面，同时也包括伦理和法律层面。对此，应当以风险预防原则为基础，构建相应的伦理与法律规范以应对生物安全保护的需求。可通过对象与手段两个维度划分风险等级，以确定行为属于有限允许还是完全禁止的范围。在这一原则下，搭建涵盖民法、行政法、刑法乃至未来独立的生物科技法的一体化框架，系统应对生物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和法律风险。在规制过程中，应当注意平衡科技研究发展需求和风险预防，允许合理的风险并尊重生命伦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提升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其中，文明乡风建设，不仅是传承乡土文化根脉、焕发乡村内生活力的关键举措，更是推进乡村振兴与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新时期，要形成文明乡风建设强大合力，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需要更加深入的理论探讨。本组笔谈邀请相关专家，从文明乡风建设工程的空间建构、农村公共精神再生产、乡村公共场域重塑等角度展开讨论，希望为文明乡风建设工程的推进带来一定启示与借鉴。

钱锺书在《读〈拉奥孔〉》中展现了独特的诗性美学。精准判断钱锺书《读〈拉奥孔〉》的学术史贡献，需要以朱光潜为参照。对比朱光潜与钱锺书在处理同一美学题材时的显著差异，可以发现钱锺书学术思想的深邃与独到之处。钱锺书以“西学捧哏”的创新方式，巧妙地将莱辛的美学理论与中国古典诗文相印证，不仅展现了其深厚的国学功底，还体现了其跨文化视野的广阔与深邃。钱锺书在其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始终坚守“古典诗学今释”的中轴线，体现了高度的学术自主性与系统性。

新中国文艺的发展深受当时文艺制度的影响。新中国文艺制度的初期建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主导性文艺思想进行制度赋形的一场实践。解放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形成的文艺范式，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系统推广至全国，形成与国家行政制度紧密结合的文艺制度框架。该制度为主导性文艺思想提供了稳定的载体，有效巩固了文艺新秩序，推动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传播与发展。然而，制度建构过程中内生的张力，使其在后续运行过程中持续面临挑战。从解放区到全国性文艺制度建构的实践，既展现了文艺制度建设的复杂性与历史限度，也为理解文艺与政治的深层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